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文大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呼吁防止“躺平不良思想”。但好几位中国访民说，他们多年维权下，感受到地方公权力早就躺平、不履职，只有打压他们时才雷厉风行，就连黄金周期间，也不惜大阵仗24小时派员监视，把访民当肥羊，大赚维稳钱。
中国国庆期间，习近平透过十一出刊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大谈六个谋划面向，包括顶层设计、战略、创新、公平、秩序和对外关系等。
习近平:解决共产党员的不善担当
其中，针对中国社会的活力与秩序关系，习近平针对共产党员写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更要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
但这类习近平一再谋划的美好中国愿景，对部分中国基层老百姓来说，并不真实，尤其是饱受地方公权力铁拳对待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众。
现住在日本名古屋的杨彩英告诉美国之音，她长年肾病缠身的妹妹杨丽和高龄七旬的父母仍住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的老家，她说，她的父母拥有10亩田地可耕种、勉强维生，但这块地，连同周遭约30公顷的基地，早于2009年就被地方划为村宅基地，并以微薄的补偿费征收。
不过，杨家人后来发现，当年的征收未经批复，就连补偿款项的来源也不清不楚，而且原本筹划建设的金坛区滨湖新城则似乎不了了之，任由那一大片良田荒芜着。
既然是违法征收，杨家人维权多年，希望能返还田地并确认他们仍拥有所有权。另外，杨父还有一宗遭诈骗130万人民币存款的案子，也因地方公安不立案，只好转向求助上访。
江苏访民: 地方官员早躺平
不过，杨家人基于权益受损，往返江苏和北京两地上访的结果，换来的却是信访局官员互踢皮球、不作为，以及地方官员则时而伙同公安逼迁、暴力打击，甚至远赴北京绑架、截访和监视。
杨彩英说，自2月至今，妹妹杨丽和母亲许冬青共被绑架7次，包括4月5日在北京南站遭到疑似黑帮或便衣人士殴打，其中一人一出手就非常专业地用两根手指掐着杨丽的咽喉，並打她耳光，光天化日下，对两人不仅暴力相向，还强押上车，带回金坛。
另外，两人6月11日打算再远赴北京上访，但一到金坛的汽车客运站，就遭到派出所人员拦截，强拉不准她们上车去北京。
最近一次是9月初，杨丽陪同母亲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心内科住院，准备进行心脏手术，期间，杨丽于9月13日、14日前往中南海北门，欲向牵挂困难群众的习近平求助，据杨彩英得到的消息，竟遭江苏省秘书长田洪下令强制带回后拘留10日，拘留期间、杨丽还绝食抗议长达4日。
同一时间，杨彩英说，留在北京的许冬青因乏人照顾，无法进行手术，还遭主治医师泼脏水，指控杨家收上千万补助款还闹事，让许冬青一度想跳楼抗议。杨彩英说，就在妹妹结束拘留的当天，金坛当局9月27日竟同步派员将妈妈许冬青以医院的简易救护车，10多小时的车程绑回金坛。
杨彩英说:“她睡在病床上，她突然就看到很多人进来，虽然穿着白大挂，但是她说，他们的口罩是不一样，我母亲就觉得不对劲了，她说，我不做检查的呀。那些人就说，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然后连着床单，把我母亲裹好，就放到担架上，一直被绑到金坛。唉!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像那个歌里说的，就是罗刹海(市)，不是人生活的一个国家。”
现代中国的真实景况
她说，人被绑回还不够，金坛当局还在杨家门口设置了装有摄像头的集装箱，每班派员3-5人，连黄金周假期都不间断地对一家三口进行24小时监控。
杨彩英说:“三个人都是身体有病、又弱，岁数也大，完全不需要如此的高压看管。但是，他(们)如果想从我们身上赚钱的话，他通过这个维稳，他能够申请维稳资金。大家都知道，维稳资金是个黑箱，所以我认为，我们(访民)是被他们当做一块肥肉。”
杨彩英谈到家人在江苏受到的苦难，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这和日本等文明民主国家的公民待遇天差地别。她还说，习近平要官员敢担当、不躺平，但杨家人的经验是，官员履职时都躺平，根本不理访民的诉求，但在对维权人士高压维稳时，行动迅速，让他们无处可逃。
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短信联络江苏省信访局王姓局长和金坛区姚姓副区长，希望了解杨家维权案的处置，但两人至截稿前，皆未回覆。
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维权律师也同意，中国官员早躺平，且把维权人士当肥羊，大抢维权经费。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出狱后，积极向公检司和信访等单位具状要求平反他的冤狱，但各机关连诉状材料都拒收，当然也不立案。
他说，国保还全天候跟监他，每班4-5人，连他在黄金周期间回老家乡下也从北京一路跟，不少国保甚至还谢谢他，因为跟监任务反而让他们有机会坐飞机、高铁、住宾馆，到外地出差兼旅游。
据中国财政部于3月人大提出的预算报告，中国今年的公共安全预算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年增幅6.4%。
访民命运的悲剧和不屈
对于地方公权力的黑暗面，来自山东、现于日本留学的李宁，从22岁到今年36岁，有在中国长达15年上访的第一手体会。
李宁的妈妈李淑莲原在山东龙口经营商店，但因商铺租赁纠纷，自2002年开始进京上访维权，2009年时，因不断抗争，她遭当局殴打、非法拘禁，最后在当年的黄金周期间死于非命。当局认定，李淑莲死于上吊自杀，但李宁不服。她认为，死前伤痕累累的妈妈是被活活打死的，因为她身上找不到任何吊死的特徵，例如大动脉喷血或眼球血点。
李宁于是走上为母伸冤之路，从无到有，广搜证据，终于在9年后，透过诉讼，让7名非法拘禁她母亲的涉案人员伏法，最高判刑8年，这是中国少数上访成功的案例。
但法院仍未改判李淑莲的死因，这让李宁无法接受，因此，她申请了国家赔偿案，持续透过诉讼，希望能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也将当年公检司法等单位对李淑莲的打压和诬陷造假死因等过程公诸于众。
李宁告诉美国之音:“最初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当局)可以任意地造假。他们认为说，这个案子给我妈妈定上吊自杀，所有的法医、公安都按照这个(剧本)来造(假)，上吊自杀的人有什么特征，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特征都写上。我妈妈上吊自杀，有这些特征。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尸检的视频，跟结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特别荒唐，所以，我一直在控告，一直在不服。”
国家赔偿案经山东烟台牟平法院于今年6月开庭一审，但李宁所要求的直播开庭、公开审理未获批准，而她的最终诉求:改判死因、公开道歉，公开赔偿等，仍有待烟台中院后续的开庭审理。
李宁说，看到国家部门参与犯罪、伪造，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也是以前过着岁月静好日子的她无法想像的。
她说，上访15年来，让她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对抗体制的无力感，李家人也因此尝尽遭当权者威逼利诱、暴力相向的铁拳手段，彷佛重回李淑莲死前的抗争过程。
李宁说，她妈妈的死不是中国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冤案，而她之所以持续抗争，是因为坚信，自己在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屈服，会让当权者心生胆怯，或因此收敛手中的权力，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发生。
她说，她不奢望看到中国的体制改变或有司法独立的一天，但希望透过她的经验，鼓励更多中国访民，遇事冷静，但不屈服，并循法律途径，将自身安全和权益最大化。
为母伸冤15年也让李宁因此开启了对法律的兴趣和研究，也透过自学，在中国取得司法考试成绩。她希望，未来在日本的大学能进一步钻研法律，以便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协助更多中国访民声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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