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各界人员，尤其是退休干部和退休专业人士回乡定居、捐钱扶贫。有分析认为，新方案和疫情后农村返贫严重有关，但除非当局能够履行承诺，满足退休人士的需要，否则如意算盘很难打响。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名为《我的家乡我建设》的方案，引述习近平所提出，要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增强认同感、责任感，引导各方人士“自觉自愿”建设家乡。
当局鼓励五类人返乡养老
《方案》一方面鼓励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五类人士回乡定居，承诺为他们以及子女、配偶、父母等近亲属，在入托入学、就业就医、养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谓“绿色通道”，并以吸纳人才、资金、技术为由，计划组织大学生、企业家、专业人士、农民等回乡建设，并鼓励各界，以资助、捐赠、引资等形式，支持家乡公益事业。
《我的家乡我建设》令外界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身在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年有数以千万计中国青年响应当局号召，从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他们的命运也因此改写。
吴祚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上海经济不行，大量就业跟不上去，为了减轻城市的压力，数以万计的家庭被送到江西一些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年轻人的住房、就业问题解决不了。这些人留在城市就会闹事。（当局）就借着备战备荒、核威慑等政治理由，就把这些年轻人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其实)就是疏散人口。”
吴祚来说，近年中国当局曾以不同名义号召年轻人重新上山下乡，到农村寻找发展、工作的机会，但他认为，《我的家乡我建设》与数十年前的上山下乡不能相提并论。
吴祚来说：“其实农村的工作机会更少。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工作，有些地也是承包给农业商了。本来就有大量农民无法就业，所以上山下乡无法成功。现在这些已经退休的城市老人回到郊区或者农村地区生活。由于城市人口有退休金的关系，他们一回去之后，就会增加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会更多的买东西，有可能对农村经济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们也会有一些人脉、技术，理论上来讲，对农村是有一些好处的。”
返乡人员或将扮演“监督”角色
《我的家乡我建设》方案另一目的可能是疏散城市人口。吴祚来估计，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但外界反应冷淡，若这次有大量退休人士选择离开城市，将有助于减轻当局的压力。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当下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可能进入长期衰退，而且物价急速上涨，目前农村面对的困难与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局期望退休人士回乡渡过晚年能帮助农村消除贫困，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谢田说：“从创业、商业的角度上来看，没有什么机会。靠捐款的话更难。要这些城市人捐款帮助自己的家人是可以的。中国通胀严重，城市生活也很困难。若要他们帮助整个村子或整个乡，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钱去捐给乡亲。”
谢田注意到，《方案》提出，鼓励、引导回乡定居的退休人员，当好各类指导员、监督员、智囊员。
谢田说：“你看看文章里面，（让退休人员）‘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监督员是监督啥呢？人家农民过得好好的，却受到变相警察、城管、农管的人监督。还有‘社情民意信息员’，这个就是特务。《方案》把中共在城市对人民的控制带到农村去，来监督、监视这些农民，不让他们有反党、反政府的行为。”
农村医疗素质备受质疑
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退休人士都会担心，若回乡养老该如何解决医疗问题。他认为，当局在《方案》中所提出，要为退休人员在就医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不能当真。
王剑说：“有些人（退休人士）还是愿意（回乡）的。因为觉得落叶归根，想回到乡下，给我一块地，我自己盖个小小的房子。养老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
这个主意不见得完全不行，但是问题是，农村缺医少药。这些人到了农村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破口’。这些人都是高龄，生病对他们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政策）可行吗？可行性是零。”
今年2月，中共发布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可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委最新公布的方案，令外界关注农村面对的困境。
王剑说：“原来农民工不用回乡，在城里工作就好了，现在很多工厂倒闭，没单子，城里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呆不住，只好回到乡下。原来乡下很简单，我只要家里有块地，我在家里就能混，但是现在生活成本提高，混都混不了。”
今年在中国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且逐月攀升，从四月开始均超过20%。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九部委以高姿态出台《方案》与此有关。
谢田说：“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高达50%。农村现在种地的人少了。来自农村的那些农民工、年轻人，他们回到农村也不一定愿意务农。 有些回到农村可能也躺平了。”
谢田认为，当局面对疫情后中国农村的返贫问题，根本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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