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实施《反间谍法》后，近来进一步更新《保守国家秘密法》，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密工作的控制。分析人士说，这将使外界对中国内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清楚了解与掌握，造成情报上的落差，甚至中国内部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也可能在决策更不透明的情况下衍伸成区域冲突与矛盾，国际社会必须审慎因应。
随着中国扩大对于间谍活动的定义，日本媒体报道，本月有一名50多岁、从事护理行业的日籍男子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因违反中国《反间谍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男子不服判决上诉，被法院驳回，判决定谳。此前，中国当局在10月以间谍嫌疑逮捕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Astellas Pharma）的日籍员工，也曾对美商“美思明智”（Mintz Group）及“贝恩”（Bain）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突击调查，甚至禁止一些外企高管离开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曾发文呼吁反间谍需要全民总动员，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以“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即使曾任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的成蕾也被中共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受了3年牢狱之苦，不久前才获释。
第二次修订
而就在中国实施“不确定红线”在哪里的《反间谍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际，中国在10月底进一步发布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中，截止时间为11月23日。该草案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增加了10项新条款。
中国《法治日报》说，这次修订主要着重在三大面向，一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保守国家秘密工作的领导；二是细化保密工作对象、内容与职责；三是将十八大以来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转化为法律制度。
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上当前美中博弈白热化，中共的保密工作不论是在其所面临的挑战还是环境上，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此番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正是为了适应这些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需求。
与《反间谍法》互为体用
陈文甲表示，跟2010年的第一次修订相比，这次修订是为了让法治和党在国家保密工作中更具协同作用，以应对当前技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次是要细化保密工作的管理机制，让原本只有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授权实体才有权界定何为国家机密的单位，现在变成只要经过中央和省级授权后，就可以将资讯定为机密。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呼应近期实施的《反间谍法》。
陈文甲说：“此时修订《国家保守秘密法》与刚于今年4月26日修订过的《反间谍法》，两法可称得上是互为呼应、互为体用，既能体现新时期的保密需要，也能落实安全防范与安全处置。”
根据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报告，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立法缘起可追溯至“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当时鉴于保密工作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已经到了内外不分、无密可保的境地，因此在1978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恢复中央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之后，中央保密委员会在1980年6月23日的第一次会议中决定成立《保守国家秘密法》起草小组，经过了9年的研议之后，该法于1988年9月5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中通过，并于1989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法在2010年曾经修订过一次。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共几乎每隔10年就会对法规内容做出调整，尤其今年调整的幅度颇大，意味着对中共来讲，几乎每10年、其统治需求与整体环境就会有一些变化。
吴瑟致表示，1988年制定《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环境是中国要赶着对外开放，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治规范来吸引外资。2010年修订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刚好举办完奥运不久，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攀升，所以它必须强化跟外部的连结，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性，因此对机密资料等相关国家角色上做出调整。
基于统治稳定需求
他说，如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入20大的统治阶段，为了确保连任与执政稳定，不断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两字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上，因应着国家需求以及中共统治的需要，必须透过法治的方式做更明确的规范。
此外，在整体外部环境上，国际间的网络关系也不再是过去单纯地从经贸关系所启动的全球化，数位与科技的发展对每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层面上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吴瑟致说：“所以必须透过法治的镇压，才有办法去确保中共在他追求统治需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吴瑟致表示，尤其在以美国为首而带起的围堵中国策略后，中共其实很担心他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国际封锁与压制，生怕国外掌握了中国的情报，进而影响到中国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因此才会对国家机密相关法案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他并提醒，新规所涉及的保密对象不单只是国内，也包括外国人，草案特别明订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事过相关国家机密事务的人士，未来即使离职，也必须在一定时间之内受到管束，不能随意出境离开中国。他说，这将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担忧，因为什么叫做机密的标准，这当中的认定主导权其实握在中国政府手上。这让外部人士没有法律可循，很容易陷入到中国的政治风险、投资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影响的层面变得越来越扩大，会逼得外国企业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
战争思维
旅美时评人吴祚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习近平而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个至高前提下，外商企业要怎么在中国做生意，是其“个人本事”的事。此外，中国还有一个自信，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大，西方国家都想在中国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抬高了信息安全的门槛，“你们该来做生意的还是会来，他就在赌这个，他有这个自信”。
吴祚来表示，中共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主要考量，在于中共认为中国很多领域的信息外露是因为外商企业或者外国渗入取得所致，并借此从中判断中共决策和探知中共的一些秘密，甚至利用这些情报信息来控制中共当局或者操纵市场，“如此一来，中共就一点秘密都没有了。”
吴祚来说：“他这个还是一种战争思维，他觉得如果打仗的话，那敌对势力就很容易就把他们给找到了，很容易就击溃他，所以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战争方面的考量都有。”
他认为，中共是认真为了统一台湾的目标而积极备战，一旦发生战争，情报信息就变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变得特别重要，但中共过去的保密作法已经不敷今时使用，这也是习近平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反映，一切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依归。
外部更难了解中国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表示，从近期中国内部外交与国防高层人员频繁更迭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共对内部的严格管控下，其实已经造成外界对于中国情势判断的落差。也就是说，外界想要掌握中国目前的情况将比过去还要困难。而透过这一次《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将使得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再蒙上一层纱，变得更不透明，也更难以看清。
吴瑟致说：“中国可能内部会有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决策越来越不透明的时候，会不会衍伸出更多的冲突跟矛盾出来，这个国际社会该如何去因应，是一个必须要去关注的地方。”
这次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在总则中也明确鼓励和支持保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培育保密技术产业。中国官媒央视说，新规还规定涉密信息系统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全流程应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明确涉密信息系统风险评估要求，避免涉密信息系统“带病运行”；同时也规定，建立安全保密产品和保密技术装备抽检、复检的制度。
吴瑟致说，可想而知，未来中国政府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保密相关的技术研发上，中国高校的相关科系与机构也将随之成立。但面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中国能够透过立法产生多少技术提升的实质成效，吴瑟致打上问号。
他认为，中共宣传意义可能高于实质意义。透过这样的动作是让国内民众以及进到中国投资的个人或单位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对于资料安全、国家机密的重视程度，以达到类似杀鸡儆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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