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轻描淡写地描述202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中国经济2023年将可能录得5.2%的增速，超出当局年初预定的5%增长目标，然而，数字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条”。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连一些官方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破坏，是让它丧失了自身动能。习20大三连任，组建一个清一色的习家军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堵住人们对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议，所以当局再次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但是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程度，包括当局在内，许多人刚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在放弃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后，经济会有一个报复式反弹，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发展动能释放出来。年初确也出现了某种井喷现象，可惜昙花一现，重又回归疲软。经济专家把它解释为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造成的。
不论什么原因，经济没有雄起是个不争事实。在这一年里，人们谈到最多的是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连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公务员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减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锐减，不敢消费，外资撤离，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坏消息。
客观来看，李强政府确实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干劲一遍一遍鼓，该减税的减，该松绑的松，该放行的放，该废除的废，总之，在折腾了十年后，习终于明白，经济才是实，是一切的根本，雄心万丈要靠经济支撑，经济垮了，群众不满，社会骚乱，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这个道理虽说有点晚，没有完全把市场、资本和民众的信心吊起来，但至少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倘若没有这个转弯，不拿出一股拼劲，仍然政治挂帅，2023年5%的目标肯定实现不了。
尽管当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弹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这可以从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出。该次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基调确立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都是过去未有的表述。这个“新基调、硬道理和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告诉各级官员不能泄气，要像2023年那样继续拼经济。因为当局很清楚，2024年的经济一点也不比2023年轻松，要不能，它不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企图通过宣传引导，让人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这反而泄露当局对2024年的中国经济底气不足。
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国际国内的研究机构，有认为能够达到5.2%以上的，有认为是4.8%的，也有认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传统的问题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其实这三者也不是新问题，但却有新的表现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指的是传统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基建投资模式严重饱和；“社会预期偏弱”说的是市场的信心问题，“偏弱”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是非常弱，也就是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是指一些产业的产能本来要逐渐减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为解决就业、同时应对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以致在后疫情时代，它们的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如何化解这三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24年中国经济的好坏。
当然，提起2024年的中国经济，最严峻的还是要算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尽管当局2023年在房地产方面持续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资规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楼市买气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据预测仍将会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债务方面，虽然当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资债方式置换了相当部分的地方债务，减轻了地方的还债压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别是隐形债务，至少还需几年。事情还在于，房地产也好，地方债也罢，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它们有可能会再次恶化；换言之，雷区还存在，没有排完。而这两者直接跟银行、金融挂钩，风险转嫁给银行，并由银行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为什么当局2023年罕见重视金融风险，把金融安全提到一个非常高度，并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特别成立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原因即在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债领域雷区太多，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官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暴雷，所以，虽然小心又小心，但总防不胜防。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两成以上，过去一、二十年，它都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担当主角，按理就该消费来担纲，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要消费起作用，则又面临着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当局不会这么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也不会带来即期效应。当局在2024年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事实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就是按照这个赤字财政的思路举债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自身动能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它应有的潜在增长率，这背后的根源又与市场主体对习当局的信心失落有关，信心失落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不佳，从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岁末年尾，官媒不断放话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习在毛诞讲话中，也声称要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当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市场是不期待的，因为人们看到当局还在持续扩权，而真要改革，就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特别是党权。当局若不能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能来，便只能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可政策刺激的效果总有限，且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国经济除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事情或许会加剧困难，它们就是台湾选举和美国大选，都和中国有关，构成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选举2024年初会出结果，如果不出意外，赖清德当选的概率最大。鉴于赖的立场，两岸关系肯定比现在会有恶化。而美国两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的攻击，特别是拜登如果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不输川普，那么拜习会营造的两国和缓气氛会一扫而空，中国也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这两件事尤其美国大选无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外资有可能对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慎重，对美的出口和技术升级也有可能进一步被抑制。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现，风险更大。
2023年的中国经济乃一地鸡毛，2024年是否仍会一地鸡毛，现在要准确预判，有些困难。但鉴于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年的经济在数字上显得难堪，然而，这不代表中国经济将脱离风险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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