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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5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为何加沙战争在美国引发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浪潮?


一名女性2023年11月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援以色列的游行中手举标语。
一名女性2023年11月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援以色列的游行中手举标语。

随着加沙战争进入第二个月,美国各地正在爆发各种暴力事件。针对美国犹太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偏见攻击已经上升到多年来未见的水平,而冲突往往会引发问题双方的强烈情绪。

美国犹太人倡导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记录了从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当天——到11月7日之间发生的832起反犹太主义袭击、破坏和骚扰事件。这相当于平均每天发生近28起事件,较去年同期增长315%。反诽谤联盟表示,这些事件包括600多起骚扰行为、170起破坏公物事件和30起袭击事件。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报告称,自战争爆发以来,“偏执情绪空前激增”。10月7日至11月4日期间,该组织收到了1283份帮助请求以及反穆斯林或反阿拉伯偏见的投诉,比去年29天内的数量增加了216%。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其全国办公室收到的投诉中,超过15%涉及涉嫌仇恨犯罪。

数字背后是真实的人。虽然大多数报告的事件并未上升到仇恨犯罪的程度,但最近至少有两起死亡事件与冲突有关。

10月14日,71岁的伊利诺伊州房东约瑟夫·M·祖巴(Joseph M. Czuba)在芝加哥郊外的家中刺死了6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法尤姆(Wadea Al-Fayoume),并严重伤害了他的母亲哈南·沙欣(Hanaan Shahin)。祖巴被捕并被指控谋杀和谋杀未遂。

上周,69岁的犹太抗议者保罗·凯斯勒(Paul Kessler)在洛杉矶郊区的亲巴勒斯坦和亲以色列示威活动中发生口角后死亡。50岁的洛伊·阿尔纳吉(Loay Alnaji)是一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周四因与凯斯勒之死有关而被捕。

加沙战争引发的尖刻话语和暴力行为已经蔓延到美国高校,加剧了亲以色列学生团体和反以色列学生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被镜头捕捉到,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令人振奋”和“使人活力焕发”。这个常春藤盟校的一名学生后来被指控威胁犹太学生。在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一名犹太学生的宿舍门被纵火焚烧。在德克萨斯大学,一群男子在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Palestine Solidarity Committee)会议期间针对学生。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穆斯林学生据称被一名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司机撞倒。

教育部周四宣布对六所美国大学涉嫌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事件进行新调查,这是拜登行政当局为应对反穆斯林和反犹太仇恨事件激增而采取的积极努力的一部分。

乔·拜登(Joe Biden)总统因坚定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受到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团体的批评,他上个月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谴责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拜登说:“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反犹太主义。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伊斯兰恐惧症。”

执法官员对以色列冲突的连锁反应发出警告。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本月警告说,该局担心国内和本土的暴力极端分子“将从中东事件中获得灵感,对普通美国人发动袭击”。

巴以冲突经常引发仇恨犯罪,但这一次的连锁反应已经过大,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的两极分化、虚假和煽动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双方的人都发表煽动性语言则进一步加剧了连锁反应。

仇恨激增

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创始人、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名誉教授布莱恩·莱文(Brian Levin)表示,美国正在经历“代际仇恨激增,其半衰期可能比以前由事件驱动的仇恨激增更长、更暴力。”

莱文说:“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强烈反弹导致网上谩骂和虚假信息激增,而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事件或飙升至十年来的最高点。就反犹太仇恨犯罪而言,这可能创下了美国的纪录。”

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很难获得,但纽约和洛杉矶警方报告称,该国两个最大城市的反犹太和反穆斯林仇恨犯罪呈三位数增长。

在纽约,警方10月份记录了69起反犹太仇恨犯罪,高于去年10月的22起;还有8起反穆斯林犯罪行为,高于去年的0起。与此同时,洛杉矶警方报告称,10月6日至30日期间发生了22起反犹太仇恨犯罪,高于去年同期的8起。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犯罪行为从去年的1起跃升至8起。

华盛顿阿拉伯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执行主任玛雅·贝里(Maya Berry)表示,冲突引发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袭击并不奇怪。

“从历史上看,我们谈论过一种叫做‘反弹效应’的东西,”贝里说。“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最终都会对国内产生影响。我们在(1973-1974)阿拉伯禁运期间看到了它。我们在9/11事件后看到了它。而现在我们也看到它正在上演。”

莱文是研究以色列冲突与美国仇恨犯罪之间联系的少数专家之一。

他对联邦调查局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局势期间,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往往会升级。

例如,1994年3月,极端主义以色列裔美国人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在希伯伦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射杀了29名巴勒斯坦信徒后,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47起。

随着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的爆发,反犹太仇恨犯罪在2000年10月急剧增加,发生了204起事件,比1999年10月增加了183%。

根据莱文的分析,近年来仇恨在2006年、2014年、2018年和2021年以哈冲突期间显著增加。

莱文说:“我们三十年来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当圣地发生战争时,美国反犹太仇恨犯罪的比例大幅上升。”

其他研究证实了莱文的发现。政治学家阿亚尔·范伯格(Ayal Feinberg)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1年至2014年间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几周内,美国各地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数量增加了24%,而反犹太主义暴力和恐吓行为增加了33%。

宾夕法尼亚州格拉茨学院大屠杀研究和人权中心(Center for Holocaust Studies and Human Rights at Gratz College)主任范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多年来,这种模式一直存在。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亲犹的国家的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没有什么因素比以色列与邻国发生暴力冲突更能解释反犹太主义的增加。”范伯格说。

以色列冲突与反穆斯林仇恨犯罪之间的联系则没有那么明确。联调局数据显示,2004年和2014年以色列军事行动期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每月呈两位数和三位数增长。但在其他紧张时期,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没有显著增加。

相反,圣战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已成为美国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最大月度激增——创纪录的330起事件,比以前增加了80多倍。尽管事件数量最终逐渐减少,但从未恢复到9/11之前的水平。

第二大增幅发生在2015年12月,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吁“彻底和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结果是戏剧性的:当月发生近70起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比前一年增加886% 。

该组织表示,10月7日之后的几周内,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收到的大量偏见投诉是自特朗普发表“穆斯林禁令”演讲以来最多的一次。

在以色列冲突的背景下,是什么促使人们攻击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仇恨犯罪者往往认为穆斯林和犹太人要对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的行为负责。

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研究和应对恐怖主义研究联盟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说:“有很多指责。这场冲突比‘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所有犹太人都是有系统地进行种族灭绝的入侵者’这些简单的描述更为复杂。”

越来越常见的以色列人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传单已成为这场替罪羊事件的爆发点。

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几天里,描绘被绑架以色列人照片的“被绑架”传单被贴在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外的树上,让人们感到紧张。

“你为什么会认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任何人与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关?”贝瑞说道。

与此同时,反以色列抗议者则因撕下这些传单而受到批评。两名牙医最近因撕下传单而失去了工作。

善与恶

范伯格表示,关于“犹太强权”的古老反犹太主义刻板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因以色列的行为而受到指责。

范伯格说,犹太人被认为“有更大的责任大声疾呼,以证明他们不像其他犹太人,也不是这个强大的犹太人实体的一部分”。

除了反巴勒斯坦言论外,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支持者表示,主流媒体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善恶之间的斗争”,这加剧了最近针对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仇恨之火。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恐惧症研究项目“桥梁倡议”(Bridge Initiative)副主任莫巴什拉·塔扎马尔(Mobashra Tazamal)表示:“这种非人性的编造影响了美国的穆斯林,因为持有反穆斯林偏见的人将他们视为恐怖分子。”

阿拉伯美国人研究所的贝里指出了公共言论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访问华盛顿一座清真寺,如何帮助安抚了许多担心自己成为基地组织行为替罪羊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美国人。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有所不同,”贝里说。

贝里说,虽然拜登行政当局没有马上承认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遭受的苦难,但它最终“有所转变,这很重要”。

“我认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确实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为公共安全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思考,‘好吧,等等。我们需要承认其中的受害者,’”贝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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