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斯通斯(Ian Stones)，一名来自大曼彻斯特地区的英国商人，自2018年起一直在中国服刑，其困境直到近期才受到国际舆论界的关注。
斯通斯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还为《我在中国的三十年》一书做出了贡献。根据他的领英 LinkedIn 页面，他曾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辉瑞制药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中国业务部门工作了 20 年。他的专业知识和在中国的长期经历使他的逮捕更加令人困惑。
中国外交部2024年1月25日回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称，斯通斯是因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报而被判刑五年。中国外交部证实，北京一家法院于2022年8月判处伊恩·斯通斯五年有期徒刑。斯通斯在去年 9 月的上诉中败诉。然而，关于他被指控的具体罪行和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仍然是一个谜。
逮捕与指控
与斯通斯有长达45年的友谊和同为中国问题专家的韩飞龙 ( Peter Humphrey) 认为，斯通斯被中国逮捕可能是因政府内部人士的陷害。韩飞龙本人也曾因工作遭到中国政府的拘留。此外，中国最近对外国公司和个人的安全法律审查加强，包括对明茨集团、贝恩公司和凯威视讯的调查，反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高度警惕。
韩飞龙根据他的消息来源和经验判断，斯通斯是因为惹恼了中国政府内部的人，才被陷害和逮捕的。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他被抓走的三年前，我在伦敦见过他。他已经意识到，某个机构在跟踪他，他们还邀请他一起喝茶聊天。所以他恨担心，不过他认为他可以应对。然后，当他被拘留，他也认为他可以应付。所以他一直没有向外界发声。”
韩飞龙回忆说：“他（斯通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一些最重要的开拓性合资企业。他在早期帮助中国建立大型汽车合资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转到制药行业，最后又转到咨询行业。”
斯通斯有很强的中文能力，并且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结识的中国朋友很多后来都成为了高级官员。
“如果你和斯通斯打电话，你是听不出来他是外国人的，他热爱中国的人民、文化和语言，并且他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包括文学经典等。他曾两次与中国精英家庭成员结婚，在中国上流社会游刃有余，获得了其他外国同行羡慕不已的人脉，”韩飞龙说。
中国收紧国家安全法律，包括新的反间谍法，为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创造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中国政府于去年7 月 1 日以加强国家安全的名义正式施行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反间谍法》）。
该法首次在具体间谍行为方面引入“非法提供特定数据”的概念，从传统领土安全延伸到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但是，该法并未明确定义“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到底是什么。
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在去年3月遭到中国当局的突袭，导致5名员工被拘留。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 和凯威视讯(Capvision)也因涉嫌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而遭到类似突袭。
韩飞龙和他妻子于2013年被中国当局指控“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而逮捕，他对美国之音说：“实际上没有所谓出售情报这样的罪行，因为你不只是买数据然后卖掉它。如果你是一个商业顾问，你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你能够分析和解释，并为你的客户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以及对未来几个月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测等等。但问题可能在于：客户是谁？尤其是他的客户中是否有中国当局不希望他提供信息的客户。”
韩飞龙说："有时，情报部门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咨询公司为他们收集情报。我不知道伊恩·斯通斯是否在这方面犯了错。”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斯通斯在领英（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曾显示他为哈克鲁伊特公司（Hakluyt）工作，据说这是一家由军情六处退休官员组建的英国咨询公司。消息来源说："在他被拘留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个人资料中的这一信息被删除了。”
司法不透明性和外交交涉
伊恩的女儿劳拉·斯通斯表达了她们家庭感觉到的挫败感，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获得与他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件。她说：“我父亲没有承认(中国当局)所指控的罪行。不过，我父亲已经接受并尊重中国法律，他必须服完剩余的刑期。”
这种不透明性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中。Perkins Coie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律师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对《金融时报》说：“此案再次说明，在中国，"司法是一项难以捉摸、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工作。被卷入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悲惨经历。”
但是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伊恩·斯通斯的诉讼权利。”
参与游说英中政府解救斯通斯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斯通斯最后的刑期是外交交涉的结果：“有人去见了保守党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英国议员，向他介绍了这个案件，并请求他在幕后谨慎地提供帮助。此后，这位资深议员去找当时的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还有英国外交部的中国事务团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对伊恩·斯通斯这个人做点什么，那么这个案子就会闹得沸沸扬扬。”
这位消息人士补充说：“接下来的8月詹姆斯·克莱弗利去了北京，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韩正一些人，并且提出了这个案子。然后9月份，中国当局终于解决了这个案件 - 他们正式驳回上诉，决定维持五年半的刑期。”
中国反间谍努力的更广泛背景
中国最近对反间谍法的扩展，导致外国工作人员和企业受到更多的审视。《金融时报》报道称，斯通斯案件的沉默是一个更广泛的趋势的标志，即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无声无息地消失。
近期的发展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1月8日发布信息，称其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一位黄姓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自2015年起被MI6吸收并与之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中国国安部说。““经缜密侦查，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黄某某从事间谍活动的犯罪证据，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关于此案的详细信息十分有限，中国当局未提供具体证据，这引起了专家们的怀疑。
罗马尼亚大学教授马里乌斯·巴洛（Marius Balo）曾在中国工作，然后被指控合同欺诈罪，并且被判入狱八年。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些间谍案都是假的。他们以此为借口抓人，然后把他们当作筹码，利用他们，比如当他们真的需要把自己的人从西方带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无辜的可怜人当作人质来交换。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如果他们逮捕这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这个，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本月初，美国之音在向英国外交部发出关于间谍案的评论请求时，其回复是英国对情报事务相关的指控采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的政策。然而，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事件，增加了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安全和法律风险的担忧。
对在华外国企业的影响
中国最近针对外国咨询公司采取的行动和新间谍法的实施表明了其国家安全态势的加强，导致许多企业对在中国境内运营表示不安，特别是在中国法律术语中构成国家机密的内容方面含糊其辞尤其是令人感到莫衷一是。
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纽带》的作者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分析，中国提出的这些间谍案指控不仅使中英关系恶化，而且对在中国有业务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显然，这将进一步加剧本已日趋紧张的中英关系。中国的指控是否属实，或者这是否是对中国在威斯敏斯特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的针锋相对的报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都会使在中国做生意或前往中国的英国公民面临更加危险的环境。”
罗杰斯将本案和曾被中国被捕的两位加拿大公民做对比。他补充说：“几年前，我们看到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捕入狱。多年来，我们还看到包括华裔外国公民在内的其他几名外国人在中国遭到诬告和不公正的监禁。随着去年新间谍法的出台，该法实际上将企业尽职调查视为潜在的间谍活动，致使情况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面对中国的严刑酷法，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都开始部署“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的战略，将本地业务与海外网络分开，并投资于新的出口制造能力。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1月的报道，代表欧盟商业游说团体的欧洲商业协会（BusinessEurope）称，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和数据法有可能使外国公司难以投资，从而刺激中国与欧洲脱钩。
观察人士指出，伊恩·斯通斯的案例突出了在中国经商所面临的复杂性和风险，特别是在其不透明的法律体系下。它还凸显了国际关系中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
美国之音已向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和英国外交部通过邮件发出评论请求，截至发稿时间，尚未得到回复。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