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所引发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问题依然持续发生。与此同时，中国陆续转向优先投资数字与卫生基础设施。专家认为,水坝的兴建造成响深远的环境成本，各国政经发展的差异，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接受度的关键。
水坝兴建造成环境成本问题
新加坡智库 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依旧持续发生有关赔偿、强制搬迁和大量非专业的中国工人涌入的争议，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问题。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成本无异沦为东南亚各国政经发展赤字，环境成本的问题影响更为深远。
他说: “这些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透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来消弭或是化解。但是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却难以藉由政策调整方式恢复，甚至会危害人民的生计。例如中国在柬埔寨兴建耗资7.8亿美元的大坝，不但没有如原先承诺那样提供能源，反而摧毁了成千上万名的村民生计。另外，中寮（中国和老挝）铁路通车究竟能否带来实际效应，还是会使寮国（老挝）深陷债务危机，目前也有待观察。”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开发项目中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最明显影响的，是沿着东南亚大陆河川的水坝建设，但是并非所有都和一带一路项目有关。
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建立水坝，影响水流量和砂石量，对河川和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变化，影响生态的繁殖、沿河的农业、以及渔业，同时也促使当地居民搬迁。不过，这些效应不一定与BRI(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有些计划在推广BRI之前，就已经定案。另外一些水坝，则在如湄公河等河川在中国境内的上游，算是中国内部开发案，而未必是BRI计划。”
疫苗外交盛况不再
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资助的主要项目的原始数据分析，由于疫情因素，中国逐渐转向以数位与卫生基础设施为优先投资对象，试图将触角伸入东南亚的医疗保健服务、电信和教育，以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多样化目标，使得原本就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报告援引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2021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报告》的数据说明，中国与全球医疗保健行业的合作从2020年的1.3亿美元飙升了246%，2021年达到了4.5亿美元。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部分东南亚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受困于疫苗短缺，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中国疫苗成为最直接落实的礼物。
他说: “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位置，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还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柬埔寨也接受中国的疫苗援助，总理洪森更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疫苗，中国也是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等国的疫苗重要来源。”
黄自强指出，随着欧美日相继补充疫苗到位，盼望疫苗来源多元化的东南亚国家陆续采购欧美疫苗。中国疫苗外交举措就逐渐成为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推手了。
中国至今以“健康丝绸之路”的名义向东盟成员国提供了6亿剂疫苗，并承诺再提供约1.5亿剂。
对华为5G抵制力弱
在“数位丝绸之路”方面，报告中指出，疫情爆发也突显了数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实现如电话会议等远程工作的解决方案和大规模接触者追踪等防病毒措施，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国超越因封锁和社会疏远措施而加剧的物理障碍，其中华为就一直在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华为在欧美市场频频受挫而转向布局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则欲加速扩建5G等通讯基础建设，从开发中国家脱颖而出，华为因此得以获得喘息空间，积极扩大东南亚国家业务并创造利基。他认为，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其中印度尼西亚2021年9月与华为签署备忘录，协助培训10万名云端运算的数字专才，推动人工智能与5G发展，而华为也在泰国设立了5G研究中心。
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来者不拒，仍有诸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5G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与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道较弱，阻力也小，主要原因在于整体国力与其国内网络基础建设仍亟待提升。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经发展程度不一，特别是对网络时代的基础建设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落差，提升国内的经贸发展与加速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建设是刻不容缓的。”
黄自强指出，东南亚国家还是对夹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华为5G技术引发的国安风险有所疑虑，又碍于国家发展，因此在面对“数位丝绸之路”与华为布局方面进退维谷。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在比较需要医疗和通讯基础建设的东南亚国家会受一定的欢迎。
他说: “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更重视医疗设备和资源的重要性，我相信中国官方也认识到这点。建立更完善的数字通讯系统，也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许多东南亚政府和社会或许不会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资安问题。他们可能更注重服务和价位。”
庄嘉颖表示，有些东南亚政府甚至希望经过与华为或其他中国厂商合作，提升自己监视和管制信息的能力。
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的报告称，中兴通讯也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5G 网络服务的主要供货商。
政经发展程度为关键
关于东南亚国家中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观点与接受程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除了考虑落入美中博弈的战略意涵陷阱之外，债务危机更是考虑的重点。他指出，马来西亚与缅甸等国取消多项的中资计划案例，就是害怕变成债务陷阱的苦主。
他说:“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是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借着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与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缓解融资瓶颈。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均视一带一路倡议为正面发展，期盼中国发挥更大整合功能。”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文莱和新加坡的国民收入较高，依赖外来投资推动基础建设的需求相对低，因此新加坡在基础建设上也没有急迫的需要，可能更希望当地公司能够在第三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与政经发展较不稳定的国家不同。
他说: “寮国（老挝）、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等低收入国家，府方可能希望经过BRI带动经济开发，也同时稳住当地的政权。中收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可能会把BRI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不过，他们不一定因为有了BRI合作案，就排除与其他国家的类似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马来西亚和越南因为国内政治考虑，会对BRI稍微小心一点，前马国总理纳吉带领的国阵（国民阵线）政府失去政权的部分原因，就是民间怀疑BRI相关的开发项目以及一些项目与贪腐有关，不过也不会完全拒绝与中国合作。”
庄嘉颖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开发和经济成长固然重要，但未必能完全取代环境和社会冲击造成的其他考虑，包括政治考虑。
他说: “BRI在如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永续开发、就业和技术转移的成效，在民间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不过，这些未必是BRI独有的问题，因为许多大型开发案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