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经历了“占领行动”和“反送中浪潮”等大规模社会运动。亲北京人士把香港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归咎于港府无视“去殖民化”。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接连有人提出要扭转旧有价值观，迈向 “二次回归”。有评论却认为这是本末倒置。
10月1日中国国庆对于香港的亲北京组织来说是走上街头表达诉求的好机会。多个所谓“爱国团体”到政府总部请愿，其中一个诉求是把位于港岛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改名。有人更手持中国国旗，并践踏英国已故维多利亚女王的图像。
亲北京团体提倡为维园改名
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表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20多年，但是香港人每逢国家有什么大庆典，都不知道去哪里庆祝。他们促请行政长官把维园改名，让他们可以欢庆回归纪念日和国庆，也可以悼念“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
另外一个团体“爱港大联盟”的召集人张凯谊对美国之音表示，为维园改名有助于香港“去殖民化”。
张凯谊说：“我希望政府能建设一个‘中央人民公园’。黑暴（反送中浪潮）过后，人心有待完全回归。希望能透过为公园改名，改变一些人的殖民思想。”
主要由商界人士组成的“紫荆党”近日在内部刊物发文，认为“去殖民化”是港府不可回避的议题。“紫荆党”认为，回归后港府的政策思维未能摆脱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子，漠视国家利益和发展方略，存在系统性的“殖民主义残余”，须对这些旧有的观念加以修正，并谴责香港管治阶层“戴上了殖民主义的面具”，“只懂墨守成规”。
文章以闻名国际的香港郊野公园为例，认为英国人在回归前大面积规划郊野公园，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确保香港的淡水供应，防止大陆因中英关系恶化而断水。
亲北京人士张凯谊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同。他说：“紫荆党的言论，我认为是正确的。香港有很多公园面积广大，但是政府没有把这些土地用来建房子。房屋问题一直是香港一个大难题。我不知道政府是否想保住地产商。这些土地就算不用来建房子，也可以作为其他有意义的用途，譬如兴建一座中国文化博物馆。”
在采访过程中，张凯谊一再强调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不该残留殖民管治的影子。
张凯谊说：“回归这些年来，特区政府还是很尊重英国的各方面，可是另一方面，英国有没有尊重我们中国呢？有没有尊重过特区呢？其实现在香港每寸土地都是属于中国的，逐步改变也不会有问题。当年港英政府的确对香港有一定贡献，但是现在已经回归了。香港必须回到祖国怀抱，必须尊重自己的国家。”
北京试图测试港人反应？
出于安全考量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各方面正不断改变，为维园改名只是冰山一角。
“范女士”说：“所谓的改名是一些小动作，目的似乎是进一步收紧香港人的空间。早前不管是法制，或者政治等领域已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来是想渗入到生活的层面，让大家觉得香港已回归中国，不要再眷恋过去的殖民年代。”
她说，维多利亚公园对于香港人有重要象征意义，改名等同强迫港人放弃以往的价值观。
“范女士”说：“过去很多集会，包括六四烛光晚会，都在维多利亚公园这里进行，很多游行示威都是首先在维园集合才出发。现在游行集会已基本在香港消失，如果再配合改名的话，游戏规则将彻底改变，与社会运动的联系也会完全切断。”
中国国庆日亲北京组织的这些请愿行动并未引起香港人强烈反响。“范女士”说，虽然亲北京组织的这些请愿活动并不起眼，但公众不应保持沉默，
“范女士”说：“可能‘剧本’已经写好。就是说，先由‘组织’提出建议，观察市民的反应，如果社会没有出现强烈反响就会再进一步，下一步可能是让政界人士或立法会议员开口，让事情合理化。”
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注意到，今年以来，同类的请愿行动有所增加。他说：“这些地方当初改这些名字并不是为了打压香港人。香港社会大多数人也不会觉得这些名字很碍眼。亲北京组织的诉求与社会形势存在距离。当我听见有人要去改动维园的名字时，我的感觉是，似乎有些组织想表达对北京效忠。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改变的确对这种行动产生了诱因。”
梁启智说，香港主权回归的最初十多年，香港人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程度很高。从2008年开始却逐步走下坡。这足以引起反思。
梁启智说：“从1997到2008年并没有团体站出来说要改街道名字，或者在文化上要拨乱反正，却也可以达到效果，反而2008年之后，香港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急速下降。究竟原因何在呢? 把街道名称与身份认同挂钩，至少根据过去20年的数据，我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任何联系。”
“去殖民化”有利于“二次回归”？
亲北京人士一直把香港的社会矛盾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排斥与“殖民思想”残留挂钩。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尹德胜七月撰文表示，最近20年，香港的产业结构未能升级转型，而积藏于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利益集团的纷争陆续浮现，社会失衡严重，外部势力则乘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
尹德胜以专业人士，包括法律界和医疗界为例，指出他们大部分以跟随大英帝国的传统法制及学制为上，鄙视中国大陆的制度和的成就，认为香港中青代大都全盘接受殖民统治种下的价值观，盲目追随欧美主流思想及生活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认识，对中国民族国家情感一片空白。
尹德胜把这种心态，归咎于九七回归后施政者缺乏“去殖民化”的政治洞悉，间接纵容了外部势力长期进行“去中国化”的工作，才落得国土回归而人心未回归的境地。
自2021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二次回归”成为不少亲北京人士的口头禅。
2020年6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接受中国大陆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首要作用是止暴制乱，希望立法能起到香港“二次回归”的作用，进一步纠正香港一些人的错误价值观，让他们认识到香港人是中国人。
一个月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论坛表示，“二次回归”中的“人心回归”是重中之重，但香港不少青少年都没有国家意识，反映国家安全教育仍有不足。
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发言人曹达明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在主权归还中国后仍然沿袭殖民管治时期的模式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时移势易，港府不能再眷恋过去。”
曹达明说：“当年回归初期人心很彷徨。必须稳定人心，但是20多年来，反中乱港（分子）不断变本加厉。面对将来，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争取全面回归。”
梁启智：“去殖民化”本末倒置
时事评论员梁启智则批评亲北京人士对“去殖民化”的理解是本末倒置。
梁启智说：“所谓‘去殖民化’这个说法有些奇怪。殖民主义其中一个重点是管治者和原居者的不平等关系。‘去殖民化’的重点应该是把这些遗留下来的制度，譬如限制人权的恶法，全部扫除。港英时期留下了一些法规方便殖民管治，所谓‘去殖民化’其实应该修改这些法例，从而使香港社会更‘由下而上’更民主。”
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治爱国斗争”。梁启智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尝试确保香港稳定，这当中的确有政治考虑，但是否仅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到了今天就要去反对呢？
梁启智说：“公共房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当年港英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措施之一，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劳工法例等。这些措施到底是好是坏，该保留还是该放弃，不能纯粹以港英政府当初制定有关政策时有没有政治考量作为考虑因素。我们必须问的是，它是否符合今天香港社会的利益。这也引申出另一问题：我们如何寻找今天香港社会的利益是什么？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否容许我们咨询香港人，让香港人透过参与回答这个问题。”
邻近香港的澳门一直被北京视为“一国两制”的典范，但是当地街道和古迹仍然沿用澳葡政府遗留下来的名称。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显示如何让民众接受和信任政府才是“去殖民化”的重点。
余永逸说：“澳葡政府对于管治（好）澳门并没有很大的决心，导致澳门居民失望和不满，也期望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下可以重新发展澳门。事实上，回归二十多年来，澳门政府的管治水平的确有所提升。这是‘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
余永逸认为，最近两年港府的表现和澳门特区政府形成强烈对比。他说：“当年港英政府强调制定政策是要与市民取得共识。这些咨询并非门面的‘假咨询’。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对于政府政策的质疑。反观现在港府没有正视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价值观不相同的情况。反修例风波之后，香港政府没有能力掌控民意，制定政策时只好采取高压或者由上而下的手段。”
余永逸说，虽然港府扭曲甚至改变港英政府的制度，却无法建立一套更好的行政和政治架构，让港人对政府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