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酝酿了好几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评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说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将国企做大做强，也有人说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同一个方案，居然引起两极猜想，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国企改革方案》全文10141字，共分8章30条，开宗明义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一精神始终贯彻于《方案》之中。以下是几个不能忽视的重点：
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评论者说公道私的分歧，就在于他们对“混合”的解读不同。有人（包括外国专家）看到混合二字，就以为鼓励私有化。但《方案》的原话是：“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方案》制订者犹恐人不能充分理解，在第二条“基本原则”中加以特别阐述：“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为了避免社会各界误解，《方案》发表之后，新华社发表《须旗帜鲜明反对私有化》，以正视听。
二、既要培养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方案》共有14处提到市场化，仿佛奉市场化为主旋律。但第二十四条却声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党领导一切”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市场化”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国企改革的主旋律。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千辛万苦推出了政企分开，希望结束党管企业的弊政，本来还打算在成功的基础上推广党政分开，所有这些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都付诸东流。
中共统治60多年的经验表明，在党的控制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党的扶持做大，但决无可能做强。因为企业做强，是指企业通过提升经营能力与管理水平，投入产出合理均衡，通过市场竞争而非垄断取得市场份额，这恰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做到的。
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方案》第十八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发展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中国当局为何坚持将国企做大做强？
一个政府考虑扶持什么企业，往往体现其利益考量的重点。民主国家对企业的考量一般是就业优先。比如中国双汇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肉联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雇员共计4.8万人，其中新增约1300人，当地居民与政府都很欢迎，并不在意资本所有者是中国人。
中国的私企为中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早就超过国企。据官方数据，2007年，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国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7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
如今随着外资撤退，农民工大量返乡，逾半大学毕业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私企，将提高就业率作为主要考量。为何当局却要将吸纳就业较少的国企“做大做强”，采取国进民退的“改革“策略？这是基于两点考量：
一、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政府面临极大财政困难。据官方数据，从公共财政贡献看，目前在中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于劣势，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仅为13.0%，国企高达70.3%。在原有的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国企是公共财政支柱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让政府倾力扶持。至于国企是否提高就业率，已经不在政府优先考虑之列，李克强总理已经为数亿待业者指出一条“自主创业”的明路。
二、《方案》中，整体上市才是最终目的。国企目前负债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其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是国有银行。这种银企关系，注定国企如果好不了，国有银行也会被拖垮。过去20多年以来，国企脱困的主要办法就是前总理朱镕基想出的高招，让国企上市圈钱。但今年这一高招居然失灵，国家队在政府强迫其参与救市之后几乎全数套牢。于是《国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让国企改革，与民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后，“着力推进整体上市”。 因为资产重组之后，企业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PO（首次公开募股）。
民企想与国企混合吗？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早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时，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中，已经介绍过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新浪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 “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混合所有制：民企参股国企的六大风险》一文，集中介绍了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风险有：国资负责人不需要对资产负责；国有资产流失将是条高压线，会用来对付民企股东；国有股东比民企股东要强势得多，很难合作；如此等等，总之，就是民企不能与国企合作，合作就等于钻进圈套。
民企不想“混合”的态度是明显的，但政府想“混合”的意愿是强烈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饱经风雨，见政府摆开混合架势，早就开始大量“海外投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今年8月以来北京加强外汇管制，与其说是针对那些小额外汇的拥有者，不如说是针对那些想转移资产的富商，“做空中国”如今成了一大新兴罪名。
为了让民企放心，不将政府看作“狼外婆”，《方案》第十六条称，“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来就视法律规则为束缚民众之物，这种“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改制，民营企业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的“改制”，就看被国企看中的民企有没有不当“小红帽”的能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