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答记者问，称将重点查办扶贫领域的腐败，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实现脱贫。中国学者和观察人士则认为，如果不从制度上改革，只能治标不治本。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29日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汇报说，检察机关在过去三年内共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2295人，其中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犯罪占较大比例，涉及罪名主要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等。
中国社会观察人士田奇庄对美国之音说，扶贫款被侵占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根本原因是行政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完善。他说：“就我认识的那些贫困户，他自己是半身不遂，他儿子被摔成了也是半身不遂。两个残疾人申请了三年才申请下来一个人80块钱。这种情况也就说明，真正的困难户他们往往得不到救助。反而那些有权有势有亲戚关系的人，他们会拿钱。另外一些就是官员们会挪用钱，这也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位江苏省沐阳县政协工作人员今年2月29日为《人民政协报》撰稿，呼吁在使用扶贫资金时应公开公示，充分尊重每位贫困户的意见。这位作者用自己姑父所在村的例子讲述了贫困户经常面临“被签字”、“被入股”的困境。他写道：“必须确立作为扶贫对象的农户才是扶贫资金使用的主体”，村干部擅自替贫困户“做主”，“有侵犯贫困户合法权益的‘嫌疑’”。
扶贫款腐败为何越查越多？
田奇庄认为，检察院通报的犯罪案件数相对于实际案件数“只是零头”，因为扶贫款“被挪用、被截留、被挤占，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普遍存在。
根据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检察机关2013年查办职务犯罪579人，2014年783人，2015年933人，呈逐年上升之势。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腐败越查越多的原因在于“不是制度反腐”，“治标不治本”。
他说：“这种反腐就是抓倒霉的，它不是制度反腐。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出这么多苍蝇老虎啊？它并没有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你怎么从制度上杜绝它啊？它也没有。我们叫治标。原来叫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原来还这么说，现在不说了。现在说治标，用治标赢得治本的时间。”
田奇庄也认为，杜绝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 就要赋予人民以监督权，对民众进行法制和权利教育。他谈到，只有中国民众真正成长为公民，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的进步，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
周孝正：政府在贫困线标准上玩儿“花活”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周孝正提醒道：“它有一句话要注意，它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
世界银行去年10月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调到1.9美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800元。如果按照世行的方法换算，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约等于每天1.6美元，低于最新的国际标准。但统计局发布的文章说，根据中国实际国情，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当于“不愁吃、不愁穿”的稳定温饱生活水平。
周孝正认为，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已经低于国际水平，到了2020年却依然使用2016年的标准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这五年内或会出现通货膨胀。
他说：“它（指政府）这里头玩儿了一个花活。就是说，我是按照16年的贫困标准，完了我到了2020年五年以后我就扶贫了，但是我扶的那贫困的标准是五年以前的标准。但是随着通货膨胀，我们的通货膨胀非常之利害，因为我们的政府印货币啊，它一年要增加多少。它并没有说我五年以后，我要把这五年的通货膨胀我得给它刨掉。它只是说在数字上，我要达到16年或者15年的水平。它给做了一个花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章说，如果按调整前的国际贫困标准每天1.25美元衡量，中国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而按每天2美元衡量，还有1.7亿多贫困人口，其中1.3亿人在农村。文章还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年度间贫困规模变化也较大。如“2010年在每天2美元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3.1亿人，2011年就降到了2.5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