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关注。中共近来强调要关心民生问题，要谋求所谓的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本星期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阐述。然而，如何缓解乃至消除民众对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依然是中共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经济规模贫富差距均居世界前茅*
将近30年前，中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当时中共以“共同富裕”为旗号推行改革。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茅，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跃居世界前茅，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目前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大军人数居高不下，甚至与日俱增。
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就人均收入而言，在1990年，中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跟最低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差距是4倍。到了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为18.2倍，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层阶级的财产差距达到72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说，中国的所谓改革只是权贵阶层对社会大众的强取豪夺。
李培林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朝着贫富悬殊的方向发展。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当年在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曾经明确提出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共同富裕”。
*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中国经济发展导致贫富悬殊扩大，一方面是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他说，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近年来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招致很多的抱怨。
茅于轼说，贫富悬殊近年来在全球呈现扩大化趋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关。互联网的兴起，资金的自由流动，服务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这些经济发展趋势都大大有利于资本、资方，而对劳工阶级则好处不多。
*特殊国情*
不过，茅于轼说，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明显快速扩大，也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例如，中国近年来贫富悬殊的扩大明显表现为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没有从工业化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可能受害。这跟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的。
茅于轼说：“人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扩大，占用农地。占用了农地之后，农民卖土地可以得很多的钱。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农民很富裕。台湾农民富裕，就是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中国的情况糟糕就糟糕在这里。城市扩大，用了很多的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属于所谓的集体，农民对土地没有发言权。土地卖个什么价、钱交给了谁，他都管不着。”
中国近年来农民抗议土地剥夺没有合理补偿的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提出改善民生问题的时候也提出，需要解决“部份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强调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但是农民在抗议缺乏合理补偿的时候，中国地方当局普遍采取镇压措施，中央政府对此基本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姿态。
*特权阶级垄断行业*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还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扩大的中国特色还包括，中国显然存在如房地产开发商这样的特权阶级，中国的国家垄断性行业依然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不是削弱。然而，这些问题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一样，因为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在中国依然属于官方的敏感问题，民众不能自由讨论。
中共推行改革30年，中国的贫富悬殊跃居令人担忧的世界先进水平。当今中国当局不再提“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转而提出要“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