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摩拳擦掌。在下届总统大选中，人们将罕见地看到一位华裔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阐述了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
记者：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你做个简单的介绍，谈谈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教育背景和你的工作经历。
杨安泽：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父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学的时候认识的。我父亲当时在学习物理，我母亲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那里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布朗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但这个尝试没有成功。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个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接下来我成立了一家名为“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的机构，帮助成百上千名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记者： 你为什么要参选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你要耗费很多资源，最后也未必能成功。
杨安泽：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和自动化导致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川普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赢得大选，他最终拿下了这些州。自动化进程的加速将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和卡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历。我比很多其他政界人士更了解美国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参选总统。
记者：你有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自动化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吗？
杨安泽：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两年连续下降，这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滥用，这也是前所未闻的。在很多其他国家，阿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人们并没有如此频繁的死于药物滥用。过去5年，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现象。 美国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百分之18增长到现在的百分之40，主要是因为很多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基本的事实和数据。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没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天的最新推文和边缘问题分散注意力，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下降。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和不开心。这种情绪又成为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记者：川普总统上台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问题。他说要扭转美国的经济，把工作机会从海外拿回来。为什么你觉得他的方法不如你的好？
杨安泽：他找到了问题，但他提出解决方案是荒谬的。川普的办法就是归咎于移民，然后试图回到过去，似乎这样的话就业机会就可以奇迹般的回来。我们知道这些工作机会永远不会回来。我们需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不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着眼未来。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加速适应新技术和自动化产生的影响。美国现在试图用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和官僚机构来应对2020年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目前的挑战。
记者：你有什么方案来解决你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杨安泽：我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还有69项政策要点，这些都公布在我的网站上。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一千美元的收入。这笔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经济规模目前是19万亿美元，仅在过去10年就增长了4万亿美元。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红利。这笔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和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的方法。GDP增长和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开办一家企业，希望做大做强，那就必须要多雇人。现在，如果你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不想雇太多人。如果你雇了很多人的话，你的经营策略可能出了问题。至少别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雇那么多人？GDP增长和生活质量不再有什么关联。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衡量经济，比如说人们的心里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看护的比例、环境质量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把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后背上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至少两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却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常常给你提供很多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些治疗是否必要及疗效如何，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实行全民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记者：在谈到美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也有人认为，教育才是关键问题，而不是给美国人多发一点钱。你怎么看？
杨安泽：目前有大约百分之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三分之一人口。我们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不到百分之10的高中生在接受修理、电工和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把这个比例提升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有百分之40的高中生接受某种程度的技术和学徒培训，而美国只有大约百分之8。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由红利是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人们每个月可以收到一千美元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把这笔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把钱用在其他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的补贴每年高达上千亿美元，但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费用成倍增长，但教育质量并没有变得更好。
记者：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推行过全民健保，川普上台后就马上要把它推翻。你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杨安泽： 我很欣赏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美国健保作出的改革。但我认为他们走的还不够远。这就是健保改革没有成功的原因。奥巴马健保法案基本上维持了目前美国以市场和雇主为主导的体系，然后增添了一些附加条款。这样的改革不够彻底。我们必须把美国人的健保从雇主还有这个所谓的市场那里彻底分离出去，并实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行由政府作为唯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我经营过几家公司，雇员的医疗保险永远是雇人的障碍。这个问题在美国越来越严重，现在很多公司不再想雇佣全职雇员，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是合同工，这样他们就不用支付保险。但最终成本还是要由美国公众来支付。所以，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改革不够彻底。
记者：《纽约时报》介绍了你的很多政见，其中一条是给总统增加工资。能否解释一下？
杨安泽：以前的情况是，美国总统卸任后，一般不会有太多积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后开始赚很多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后会付给你很多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非常客气，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压力，使他们不必在卸任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的。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会，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哪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场合，我知道这非常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后不能收别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把你的年薪提高到4百万美元。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期间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不要想以后怎么赚钱，不要想以后要结交谁，不要想谁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把年薪涨到4百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值40亿美元，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记者：作为美国总统参选人，陈述外交政策在竞选期间也是很重要的。我想知道，你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张如何，和现任总统川普有什么区别？
杨安泽：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能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能开发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有利。 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做出调整。
记者：川普总统还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掠夺者。他认为中国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平台上和美国进行贸易。而且很多人认为在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的决定。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杨安泽：我不同意。我认为过去二三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中国有上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对整个世界有利。我也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让两国都获益匪浅。我们当然可以说，在某个产业，中国的行为伤害了美国利益，我们必须加以限制。但所有双边贸易额达到成百或上千亿美元的复杂经济体之间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美中关系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在基本层面，我不同意你刚刚引述的观点。
记者：中国最近刚刚开了两会，一件很大的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决定，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安泽：我认为一般来说，任期限制是个好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光是在政府，即使在公司，或者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久，那么这个政府、机构或者社会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人们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持任期限制的。每个社会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也会这样。
记者：作为总统，中国问题一定不可回避。你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而且父母来自台湾，你觉得这个背景对于你竞选总统是加分，还是减分？
杨安泽：我相信会有积极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支持。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亚裔，我无法仅凭这一点就能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什么族裔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天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和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和鼓励来支持我。我将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记者：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竞选成功！
杨安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