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代表什么？”莎士比亚曾问。但当德国外长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贴上 “独裁者” 的标签时，一场外交风暴随之而来。美国之音本星期与德国前驻中国大使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沃史丹泽（Volker Stanzel）一起，解读最近的事态发展，审视德中关系的风云变幻。
紧张的关系和宪法难题
在德国外长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后，北京在九月十九日突然召见德国大使，标志着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史丹泽大使说：“当然，拜登总统之前已经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并且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应。但我们要看中国自己的宪法。”
他引用了2018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很多语境中，专政与独裁是同义词。早在1949年6月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就在他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就是对反对共产党的人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史丹泽大使说：“如果中国为自己的宪法感到自豪，那么习近平这个所谓民主专政的领导人就应该为自己被称为独裁者而感到自豪，而不是进行抗议。”
德中: 从热情的伙伴关系到谨慎的竞争关系
追溯德中关系的演变，史丹泽大使指出，上世纪80年代德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积极解读，可是事到如今，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德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完全市场经济体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史丹泽大使对美国之音提到，德国工业联合会在2019年1月首次称中国为“合作伙伴、竞争者，也是对手，即系统性对手”。虽然以前也有其他国家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在德国，这是第一次，随后德国政府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述。
他说：“中国2025政策旨在获取高科技知识，有时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当中国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投资时。”
双重用途、安全问题和华为难题
随着华为等科技巨头成为全球争议的焦点，史丹泽大使指出，先进技术具有双重性：“华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技术如何可能被用来对付购买它的人。”
史丹泽大使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模糊界限对于德国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他说：“有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公司都有义务与安全机构和政府合作。这意味着，任何公司都可能被命令以不利于其外国合作伙伴的方式行事。当然，这就是与党合作，满足党的要求。”
他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任何在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都可能被中国政府的安全机构命令在其工作中追求不利于其外国合作伙伴的目标。
脱钩还是去风险: 欧洲的两难选择
鉴于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史丹泽大使承认立法者面临挑战：“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需要在不损害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将风险降到最低。”
在强调德国政府的努力时，史丹泽大使提到了德国经济和气候部去年12月发布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南长达85页，列出了 “可以采用的各种法律手段”。
然而，与外界的猜测相反，这项指南的动机并不是要与中国拉开距离。史丹泽大使解释道：“这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产业与中国的产业脱钩。仅仅为了脱钩而脱钩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有风险、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应该脱钩。”
史丹泽大使认为，“去风险化”这个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解释说：“我们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政府是这样做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各种社会实体都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它们所面临的风险。”
史丹泽大使强调有必要保持警惕，尤其是现在中国已被视为“系统性对手”，而不仅仅是竞争者的关系。
柏林上周禁止一家很有可能和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司完全收购德国卫星初创公司KLEO Connect。位于德国的海岸博士(Dr Alicia Hennig)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德国对中国战略的出台，我们会看到德国政府将更全面地在科技领域进行监督，同时增加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
史丹泽大使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要特别关注这类政策的必要，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做。”
变化的格局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十年中，围绕中国的说法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呢？
史丹泽大使说：“从中国没有落实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到中国在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过程中出现的偏离，这一切导致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变化。随着《中国 2025》等政策的出台，中国显然正在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意味着外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了。”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不同
史丹泽大使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让中国如此偏离承诺的原因是否由于习近平时，他说：“不，任何在中国掌权的人都会做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习近平目前恰好是掌舵人。”
史丹泽大使认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强大的政治力量。他说：“能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咄咄逼人，导致其与许多邻国关系变得紧张。
史丹泽大使提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战略，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战略。他强调了中国在海外签署的协议的潜在隐患，因为这些协议默认由中国法院来解决，而中国法院无一例外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指令。
“这使得所有这些与中国签订合作伙伴协议的国家面临一种危险的情况，使他们成为中国的附属品，尽管这样的国家并不多。”
史丹泽大使强调德国与中国关系的微妙性质。虽然双方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合作，但挑战依然存在。他说：“冲突需要解决。这表明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新方法的重要性。”
随着外交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全球格局的不断变化，史丹泽大使表示，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德国乃至世界将如何继续把握与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关系。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