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5周年纪念日。全球多国有活动悼念遇难人士，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维吾尔族人面临的种族灭绝。当年数以千计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上街游行，其后演变成暴力冲突。官方所那次事件造成接近200人死亡。这起事件除了导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对中国的治疆政策造成深远影响。
7月5日， 10名维吾尔人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外请愿并高喊口号。参加这次活动的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萨吾提·穆罕默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们要求中国当局为七五事件承担责任。
萨吾提说：“要求中国政府承担乌鲁木齐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强制劳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女性强制绝育手术；抗议中国政府在学校禁止维吾尔语教育的政策。”
七五导火索：韶关玩具厂群殴事件
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发生汉人与维吾尔族人之间的严重斗殴事件，至少两名维吾尔族民工死亡。维吾尔人质疑当地警方对事件处理不当，执法不公。
同年7月5日，上千名维吾尔人在新疆乌鲁木齐上街抗议，要求当局全面调查韶关事件。但原本和平的集会活动演变成维汉两个族群间的暴力冲突。事件迅速升级，警方强力镇压，控制局势。根据中国官媒的说法，几天内，近200人在冲突中丧生，1700多人受伤，并强调死者多为汉人。但海外流亡维吾尔人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则表示，七五事件导致数以千计维吾尔抗议人士遭杀害、失踪或受伤。
当时身在乌鲁木齐的萨吾提对事件记忆犹新。他认为，游行演变成流血冲突与当局武力镇压有关，也不排除有执法人员和亲北京人士混入示威者行列的可能。
萨吾提说:“当时中国政府不跟学生对话，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的人也是非常激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暴力升级，容易给中国政府镇压的藉口。在香港的抗争（反送中示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操中国口音的人，在地铁通道等地点进行破坏，施加暴力。（不排除）有部分人不是香港人，是从内地过去的。按照中国政府所发表，七五乌鲁木齐事件死了197个人，134个人是汉族人，维吾尔人死了10个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是维吾尔人使用暴力杀了很多汉人，这就是乌鲁木齐事件的全貌。中国政府发表的197个人（死亡）只是冰山一角。当时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娅曾表示，估计在乌鲁木齐有近万人已不知去向，消失了。热比娅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在挪威出席抗议活动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不都外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妻子在七五事件期间遇袭受伤，过程耐人寻味。
阿不都外力说：“到第三天，也就是7月7日那天，我爱人去新疆医科大学领毕业证去了。在路上，她坐的大巴被所谓的游行人士包围着，把大巴挡着，上车用棍棒打人。我爱人头部受伤昏迷过去了。她说，这是有组织的行动。有人指明方向，有人指挥他们。”
维吾尔人汉人隔阂加深
阿不都外力说，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场惨剧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无论维吾尔人还是汉人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阿不都外力说：“七五事件导致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越过的墙。为什么呢？我们（维吾尔人）没有解释的权利，没有解释的机会。当地的汉人也没有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理解是，维吾尔族打汉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个民族都不知道。”
中共则把七五事件定义为境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后，当局在新疆采取更高压的治理手段。身在日本的维吾尔族人萨吾提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新疆当局开始对维吾尔人进行全方位管控。
萨吾提说：“2014年习近平自己视察过乌鲁木齐一次。他视察完以后，就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譬如把新疆原来的（党委）书记调走，把陈全国调到新疆。陈全国来了以后，推行了一些当时在西藏的模式：在各个路口设立警务站，搞网络化管理，用极权方式控制维吾尔人社会。”
2014年，中共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处理民族问题要同时处理“物质”和“精神”问题。此后出现了被外界质疑是“再教育营”的教培中心，强迫维吾尔族人学习汉语，去除宗教信仰，并涉及强迫劳动。再教育营引发巨大争议，受到多国关注甚至制裁。
萨吾提说：“七五事件之前，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也许有不信任吧，但是当面他们是不会说的。七五事件以后，我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有很多汉人，也有维吾尔人。那些汉人可以在我们维吾尔人面前说一些民族差别（歧视）的话，都不会有问题，说‘你们维吾尔人野蛮’，‘共产党对你们这么好，你们也不领情’之类的。对维吾尔人的差别（歧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改革开放未能令新疆维吾尔人受惠
维吾尔族是新疆本土居民，名义上实行自治，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目前维吾尔族和汉族各占新疆四成人口。维吾尔族在政治和语言上处于弱势，在经济上受到汉族新移民的挤压。汉族人则不满当局针对少数民族制定的优惠政策。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侍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开放并没有令新疆居民平等受惠，反而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侍建宇说：“（中国）原来的民族政策说，当地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譬如在新疆理应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在当地进行自治。可是，中共从（上世纪）1950年代到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爆发为止，基本上没有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新疆来讲，可能是让少数人得到好处。大部分在当地的少数民族未必真正享受到经济的成果，反而让农村或无法进入城市工作的人变得更穷，造成民族之间的矛盾被激化。”
侍建宇说， 七五事件带来的后遗症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不信任变得非常明显。
侍建宇说：“2009年七五事件之前，汉族人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关系已经越来越恶劣，只是七五事件把它放到台面上。2009年之后，中共把全面监控、全面压抑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民族之间的攻击暴力频发。”
外界抨击新疆再教育营旨在把穆斯林、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与汉族同化，侍建宇说，除此之外，中共也期望再教育营能带来经济效应。
侍建宇说：“希望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能在‘一带一路’扮演更积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他们跟中亚国家的人民在语言、文化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能能够在‘一带一路’计划有更积极的角色。2023年11月，中国也公布了，在新疆成立了自由贸易实验区。实际上，这比较像加工出口区，让这些在新疆再教育营受过训练的人能够安排到不同地方去工作，其实就是强迫劳动，（当局）希望将来他们把做工、从商的经验往中亚带进去。至于习近平很努力把这些人进行社会改造、社会同化，可是能否成功，可能还要更长时间才能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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