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防控机构2月19日说，由于防控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隔离和封城，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正面临耗尽救命药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有艾滋病感染者自愿捐赠药物，给新冠病毒感染者治疗使用。中国艾滋病防控宣导人士表示，尽管捐献者精神可嘉，但是这样做没有“实质意义”，可能会引发抗艾滋病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卖问题。
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最初是上海的医生大胆使用抗艾药物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显示有疗效。随后，为应对既无疫苗、也无特效药物可用的局面，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地开始使用“克力芝”等抗艾滋病药物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克力芝”(Aluvia)，是“洛匹那韦”(Lopinavir)和“利托那韦”(Ritonavir)的复方制剂，系艾伯维(AbbVie)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领先艾滋病治疗药物。
抗艾滋病药物用于新冠病毒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媒体也报道了泰国医生使用抗艾药物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消息。一时间，“克力芝”成为家喻户晓的抗击新冠病毒“明星”药品之一。
作为抗艾滋病药物，中国对“克力芝”实行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的政策。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出于爱心，主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药物。
亚洲促进会研究和倡导主任沈婷婷说：“艾滋病感染者是经历过生死煎熬的一群人，他们更加了解处于绝境中的病人是怎么一种心情。我觉得他们捐药，就是一种很简单直接的想法：挽救生命。我觉得这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情怀。”
上海一家关注艾滋病防控机构的郑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许多做艾滋病防治的机构，都在做一些药物的协调工作。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无法出门取药，或者是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在外地的情况，这些艾滋病防治机构都会帮忙为他们协调药物。
郑煌说，但是这些宣导机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机构“其实是给疫区的感染者去协调克力芝，但是某些疫区感染者或者是以感染者的身份，获得这些免费的协调药物，然后高价卖出去。有些朋友说，在湖北一瓶克力芝高达市场价的几倍。”
居住在成都的长期从事艾滋病防控宣导的人士王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艾滋病感染者捐献药物，更多的是一种舆论上的鼓励和倡议，我不认为对抗击新冠疫情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王珺认为，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不是没有其它药物，只是没有特效药。抗艾滋病药物对于新冠病毒也只是显示有效果，也不是特效药。他说：“按照中国目前药品的生产能力，如果有特效药，生产能力是能跟得上的。再者，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数量并不是太大，不需要动用艾滋病感染者所需的药物。从经济角度来讲，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目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免费的，所以艾滋病感染者捐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上海的郑煌表示，另外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某个新冠病毒患者需要要克力芝治疗，医院或医生给他开处方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感染者直接给这些冠状病毒患者的人寄药的话，会不会面临一些纠纷的风险？如果出现使用药物发生死亡或者是其它问题，怎么解决？这些可能是捐药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还有热心人士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境外组织募集，向中国运进克力芝等抗艾药品。
对此，郑煌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面临一个药物合法性的问题，因为所有进入中国的药物，应该是经过中国药监局的批准，这对于募集者的安全有影响。最好是能够支持给对口医院会好些，对给个人我觉得还是需要谨慎。”
成都的王珺则表示，有人组织从境外募集、运进抗艾药物的做法“有作秀的嫌疑”。王珺说：“第一，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中国本身是有的；境外的抗艾滋病药物对抗艾可能是有用的，对新冠病毒是不是有效果？另外，这些药物的渠道是否安全？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有些境外进来的抗艾药物渠道是不安全的。这些药物到底来自哪里，流入中国以后，还可能造成法律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
据了解，生产克力芝的艾伯维制药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克力芝的捐赠。特别是了解到因为使用克力芝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许多艾滋病感染者面临用药缺乏的情况，艾伯维也在持续地提供药物补充。
郑煌说：“如果说筹集了大量的药品过来之后没有一个接收方，或只是给个人、或是给一些小的范围发放的话，会不会造成浪费？这个也可能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使用抗艾药物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从开始试验之初就引发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用药安全带来的冲击。
上海关注艾滋病防控的人士郑煌说：“因为初期有专家说克力芝药物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有帮助，导致疫区、特别是武汉地区，真正使用克力芝作为维持药物的艾滋病感染者无法获得药物，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安全。无法及时使用药物会造成耐药性，这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命安全的影响是深远的。”
郑煌说，没有经过医生指导，自行在家使用艾滋病药物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也可能导致对这些药物耐药的可能性。
北京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将抗艾药物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引发公共卫生、医疗伦理和法律等多方面问题的风险。“在接受抗艾滋病药物治疗之前，患者是否知情同意？如果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患者死亡谁负责任？”
亚洲促进会的沈婷婷则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尝试从现有的药物里面筛选出对抑制新冠病毒有效的药物，是比较研究新药更有效率的方式，能够比较快速地进入临床使用，减轻病情恶化，对疫情的抑制能起到一些作用。随着对病毒研究的深入，希望科学家能够尽快找出有效的药物。”
至于为什么医生最初会想到用抗艾药物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张英华医生解释说：“因为艾滋病是身体的一种免疫缺陷，不能抵抗艾滋病病毒；而现在的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引发疫情，是因为人群的身体里面还没有应对这种新病毒的免疫功能，所以一些医生就想到了使用抗艾滋病药物来试试。”
据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曾宣称对新冠病毒感染治疗有效的抗艾药物的功效，继续引发争议。“达芦那韦”也是一种常见的艾滋病治疗药物。《财新》网援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的话说：“尤其是达芦那韦，实际难以在体内实现病毒抑制效果，若要实现有效浓度，病人或需服用上万片药物，副作用远大于疗效，且不可能实现。”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日前发表声明，对中国1000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调查发现，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声明援引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比阿依玛的话说：“艾滋病毒感染者必须继续获得他们维持生生命所需的抗艾滋病毒药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没有回应记者关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捐赠药物”，以及该署计划对调查结果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提出的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