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6月15日)做出裁决说，联邦就业法律保护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疑性恋)员工不受歧视，近年来，LGBTQ群体及其支持者担心，他们的权利不断受到侵蚀。这项裁决是LGBTQ群体获得的一大胜利。
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三票做出了标志性的判决。他们裁决说，如果“某雇主仅仅因为某人是同性恋或跨性别者就将其解雇”，这种行为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
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特朗普总统2017年任命的尼尔·戈萨奇加入了多数法官的意见。特朗普任命的另一位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领衔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
在最高法院作出这项历史性的裁决之际，有人担心，有五名保守派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将会减弱对包括LGBTQ在内的少数族群的法律保护。2018年，最高法院裁决支持科罗拉多州一名拒绝为同性伴侣做结婚蛋糕的烘培师。
虽然21个州目前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但是没有现行联邦法律禁止这类歧视。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束了LGBTQ员工权利缺乏系统性的法律保护的局面，并在全国范围确立了职场反歧视保护原则。
LGBTQ权利倡导人士盛赞这一裁决。在大法官们宣布这项裁决的将近五年前，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倡导组织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主席阿方索·戴维说：“这对LGBTQ平等来说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
跨信仰联盟(Interfaith Alliance)政策与倡导主任凯蒂·约瑟夫称这项裁决是“平等问题的分水岭时刻”。
约瑟夫发表声明说：“太多的时候，雇主超越了个人宗教自由、也就是我们自由选择信仰权利的界线，通过人事决定和职场文化，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别人。将LGBTQ+的工作申请和雇员拒之门外，或者由于他们的身份而解雇他们，这不是宗教自由，这是歧视。“
家庭研究理事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托尼·珀金斯反对这项裁决。
珀金斯说：“允许法官重写《民权法案》，把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加进被保护类别，这对宗教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法庭如何把辞藻定义当作攻城锤，用来捣毁基于宗教的商家和组织。”
《1964年民权法案》从法律上禁止雇主“因为”雇员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原籍国”而对他们加以歧视。
摆在大法官面前的问题是，法律中“由于性别”的字眼是否也适用于LGBTQ雇员的性取向。
奥巴马行政当局时期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2015年裁决说，这一规定也适用于保护LGBTQ。
然而，特朗普行政当局采取了相反的观点，与三起不同的反歧视案中的雇主站在一边。他们认为，“性别”一词“不包括性取向”。
其中两起案例，也就是“博斯托克对克莱顿郡”( Bostock v. Clayton County)和“高空快车对扎尔达”( Altitude Express v. Zarda)两案所涉及的问题是：《民权法案》第七条有关性歧视的禁令是否延伸到性取向。社会工作者杰拉德·博斯托克和跳伞教练唐纳德·扎尔达声称，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被解雇的。
在第三起案例、也就是“R.G.与G.R.哈里斯殡仪馆对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R.G. & G.R. Harris Funeral Homes Inc. v.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一案中，大法官们要决断的问题是，《民权法案》第七条有关性歧视的禁令是否涵盖跨性别者。本案中的核心人物是上个月去世的跨性别女子艾米·史蒂芬斯。她在这起案件中声称，由于她的性别认同，她丢掉了殡仪馆馆长的工作。
下级法院站在了被解雇的雇员一边，雇主们提出上诉，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卡瓦诺在反对意见中写道，虽然他同意LGBTQ人士“不能被视为被社会抛弃的人或尊严和价值低人一等”，但法院的裁决所涉及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把基于性别的反歧视禁令“扩展”至LGBTQ员工，而这个决定应该由国会和总统而不是最高法院来做。
卡瓦诺写道：“但我们是法官，不是国会议员。”
自从2007年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通过了各自不同的法案，试图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但是在为期两年的国会议期内，两院没有通过一致版本，使法案未能送交总统签署。
去年，众议院以236票对173票通过了《平等法案》。约瑟夫说，现在是参议院跟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