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与香港人权倡议者及专家会面,有与会者认为会面罕见,清晰表示美国仍然关注香港事务。
有与会者提倡制裁《香港国安法》下的指定法官,美国要关注未来的网络安全法;亦有与会者指出香港的情况与内地的人权状况相关,要在更大层面监察香港的情况,美国企业在香港做生意时,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压力和他们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工作也应该受到关注。
与会者建议制裁香港国安法法官
美国国务院两名负责民主、人权及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4月14日星期四与5名香港人权倡议者及专家召开约一个小时的视像圆桌会议,与会者之一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顾问张昆阳指,在会议中有提出美国应该要制裁《香港国安法》下的指定法官。
出席的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长布斯比(Scott Busby)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华自强(Rick Waters),会上讨论了上月底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周年报告,又强调美国继续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张昆阳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美国国会比较多举行这类会面,但美国国务院举行则较为罕见,而且讨论时间长,出席的官员亦相当高级。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之下分身不暇,仍然愿意花时间举行会面,是释放出一个清晰的讯号,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关注香港事务。
张昆阳:国安法官是中共操控的棋子
张昆阳说,与会的香港人权倡议者都表示,香港已经再无司法独立。在《香港国安法》下,国家安全罪行案件需要由“指定法官”进行审理。
他说:“《国安法》(指定)法官其实亦只是一个被中共操控的棋子,尤其是他们是行政长官亲自去任命,所以整件事是政治主导,多于真的是对法治的信任。过去很多法庭案例,与会者都有些法律专家,都有提出很多案例都证明了《国安法》法官,他们提出的一些法律上的理据,都不是一些传统普通法,可能是可以值得信赖,或者是一个法治国度可以去引用的一些条文。所以整个检控都带有政治色彩,这一件事国务院也当然是认同的。”
张昆阳指出,美国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都不愿意做出制裁外国法官的决定,只会先制裁外国政府官员。不过,美国在2017年曾经因为委内瑞拉出现的政治动荡,制裁了8名当地的最高法院法官。
他说:“美国不是没有做过,而香港这个情况,我们也认为是坏到那个程度,因为当民主派已经被一扫而空,很多人都被政治检控时,没有理由我们要继续相信司法独立,会去为这些《国安法》法官辩护。”
张昆阳说,美方当然只能说会考虑相关论点,然后再从长计议,但他看到美国官员在会议上有抄下不少与会者提出的观点。
实施制裁需要多国联合执行
上月底,英国最高法院两名法官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指出他们认为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
即使西方国家对香港法治的现况有重大批评,民间亦有一些反对声音,认为只有个别国家制裁某些法官,不能够在政策的层面达到足够效果,更可能令那些个别法官在判案时更加变本加厉。反而多国联合执行的制裁,例如针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实质上更加有效。
张昆阳又指,会面当中有官员问到香港未来的营商环境及美国企业的角色。他指,香港的营商环境建基于资讯流通,但香港已经失去新闻自由,网络自由亦有隐忧,尤其是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表示,将会订立“网络安全法”。
他说:“香港整个迹象都是走向更加威权、新疆化、越来越多的管控。如果现在要立一条网络(安全)法,最直接的参考就是中国2017年订立的网络安全法,裹面清楚说到,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络都被严密监控。尤其中国提出一种概念叫做‘网络主权’,她觉得网络也是有主权的,这种概念会否延伸到香港,会有什么政策意味?例如是数据本地化,很强调任何在自己国度或是社会裹面存在的网络数据,都一定要寄存在本地的中央数据库,令数据本地化。这会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很大的隐忧。”
王松莲:香港的人权倒退与中国内地状况息息相关
在4月20日星期三,被美国制裁的李家超所拥有的YouTube账户,因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而被YouTube宣布冻结。Facebook母公司Meta就表示,作为一间美国公司须受到美国法例约束,若识别到帐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Meta有法律责任对这些帐户采取措施。Meta表示,李家超可以继续使用他名下的Facebook及Instagram账户,但不能使用涉及任何支付行为的服务。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也是会议与会者之一,她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
她说:“但是香港的人权状况的倒退其实是跟内地的人权状况的倒退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要讨论如何解决香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解决大陆的人权状况,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严重倒退。”
她又说:“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和其他支持民主的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一个特别的机制,去长期和定时地监察,以及就中国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作出报告。”
外国在港企业受压被迫顺从国安法
王松莲亦建议美国政府评估美国公司在香港做生意时,会否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压力,并确保美国公司需要为他们在香港的活动作人权方面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她说,有建议美国立法要求企业一旦向香港政府或相关人士提供服务时,需要有财政上的透明度。
美国孖士打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去年曾经代表香港大学去信支联会,要求在10月中的限期前移走丹麦艺术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创作,纪念1989年六四屠城受难者的国殇之柱。在压力下,孖士打律师事务所在发信一个星期后决定不再代表港大处理国殇之柱事宜。
张昆阳说与会者也有提出,孖士打律师事务所是否有协助香港政府打压自由的问题,希望美国政府督促企业遵守应有的道德标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圆桌会议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以及聆听与会者的建议,让美国和国际社会了解如何采取应对措施。
发言人说,会上谈到对香港自治、民主进程和自由的威胁,又重点讨论了透明和负责任的管治的重要性。发言人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中国和香港政府表示关注,并继续提倡中方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