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美国大规模监控电话和互联网通讯的秘密项目，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引起议论，辩论，争议，反思。以奥巴马总统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都参与了这场依然激烈的公众辩论。
斯诺登的支持者说他是一个英勇无畏、敢于担当的英雄，为扭转民众隐私被逐步蚕食的大趋势、为维护美国的宪政法治和美国的立国之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个人风险。
奥巴马总统则强烈谴责斯诺登的做法，说他的做法严重危害了美国当局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努力。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和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则称他为叛国者。切尼甚至声言，斯诺登有可能为中国充当了间谍。
在美中两国彼此指责对方进行网络攻击之际，切尼的这种说法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斯诺登则表示，能被切尼这样的人说成是叛国者，这是一个美国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公众辩论、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的公众辩论当然离不开有专业知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样的公众辩论才能不沦为一场混战、骂战，而是有意义的公民教育。
国际间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或描述，来自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巴勒斯坦裔的赛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推进人类自由和知识为己任，他们为此时常超越社会及其各种规章体制，主动积极地打破现状。
按照赛义德的观点来看，在斯诺登泄密之后，从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主管都在努力维护现状，要美国人安心，放心。奥巴马当局反复表示，没有人在窃听美国人的电话内容，当局收集的只是人们的电话元数据用于反恐目的。所谓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具体说就是给谁打了电话，电话通话时间多长，给那个人打电话的频率是多少之类的数据。
从斯诺登将美国大规模电话和互联网监控秘密项目曝光一开始，到本星期美国国会再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奥巴马总统和负责监控项目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都反复强调，美国行政当局尊重公民隐私，绝对依法办事，而且有关的监控项目也有切实的法律法规和机构的监督和制约。
美国当局反复强调，监听电话通话内容有很高的法律门槛，当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窃听电话内容，而只是收集了电话通话的元数据，所以，美国人大可以放心，他们的隐私有切实的保障，没有像斯诺登的危言耸听所说的那样受到侵害。
但是，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美国当局通过秘密的法庭、根据秘密的法律对相关案件进行秘密的审理、审判，并将审判结果保密，这种做法跟宪政法治、跟民主制度、跟美国的立国之本背道而驰，不可容忍。
与此同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索洛夫对美国行政当局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6月16日，索洛夫在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政府收集公众的电话元数据根本就不像政府所说的那么无害：
“关于电话的元数据有时候会很能显示个人隐私。跟什么人电话通话可能跟通话内容一样敏感。给大夫打电话，或给医疗行 业的人打电话可能显示某些病情。给某些商业机构电话可能会显示一个人的兴趣和生活方式。给朋友打电话可能显示交友圈，从而有可能显示一个人的政治、宗教或者信仰。”
*大规模监控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索洛夫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此积极参与斯诺登事件所引起的公众辩论，显然是在力图推进人类自由和知识。
美国最近被曝光的司法部追查美联社记者电话记录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也给索洛夫教授所说的有关政府大规模搜集电话元数据的危险性提供了生动的展示例证。
在斯诺登现身泄漏当局大规模监控电话和互联网通讯之前，美国司法部承认早些时候大规模地秘密追查了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以寻找政府内部的泄密者。为了搜寻给美联社提供内部消息的人，美联社100多位记者的成千上万通电话的元数据被司法部追查。
美联社总裁加里·普鲁伊特为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普鲁伊特和其他美国新闻媒体认为，行政当局的这种做法严重危害了自由民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新闻自由。
众所周知，新闻自由的前提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可以确保消息来源的隐秘和安全，而政府如此追查消息来源无疑是对新闻记者及其消息来源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效果，因为这等于是政府警告消息来源，“小心点，你胆敢跟新闻界说什么，我们就会把你追查出来。”
面对来自美国新闻界和社会的强烈抗议，奥巴马行政当局表示如此追查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确实不妥。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立法，给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提供足够的保护，以便他们能确保必要的消息来源的隐秘。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一个是保守政府机密的价值（即政府的正常和平稳的运作，需要政府雇员保守政府的机密信息）；另一个是新闻自由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新闻界有充分的自由保障，以便新闻界可以从任何消息来源那里获取跟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宪法、法律和司法惯例，以及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倾向于后一种价值，也就是把新闻自由的价值看得比保守政府机密的价值更高。
*“网络时代的人权危机”*
在美联社记者电话通讯记录被秘密追查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和美国新闻界、社会现在已经没有冲突。换句话说，双方现在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在是否应当如此追查记者电话通讯记录这个问题上，新闻自由的价值更高，政府不应当如此追查。
然而，在斯诺登泄密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和新闻界、社会目前还没有就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价值冲突问题达成共识。因此，美国社会相关的公众辩论依然在热烈、激烈进行中。
广泛而深入的公众辩论是合情合理的公共政策得以确立的基础，也是民主政体运作的基础。奥巴马总统先前高调表示，他欢迎就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问题进行时间不限的辩论。显然，奥巴马总统也是基于这种基本的思想认识才做出的这种表示。
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有关辩论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而是对世界各国有普遍的意义。
现在在北京的台湾企业家、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也参与了这场辩论。长期在美国受教育和从商的李开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用中文和中国古代典故，为中国的公众解说互联网时代隐私的脆弱，人权的脆弱。
李开复日前在中国的财新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人权危机。”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法治国家，和一批信任的朋友谈几乎任何话题，都是相对安全的，而且这权利是大部分国家的宪法所保护的。但是，在虚拟网络世界， 这一切不但可能被监视，而且可以长期储存，随时挖掘。这就像（将近3000年前的）古代周厉王不听劝谏却采用监听手段：派人在大街小巷偷听人民谈话，随后，凡经其指认者，即下狱处置。可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举国上下，无人再敢对国事品头论足，相互见面，不再言语，只能‘道路以目。’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秘密瑕疵都已被捕捉并储存，而且随时可以调用来冠以罪名，继而随意伤害，在这样的环境里，言论自由何存？
“进入大数据时代， 当权者会拥有更巨大的权力。海量储存加上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可以大大提升监听的效率 。不只是我们的信息被偷窥，我们的语音也会被偷听而且自动识别（斯诺登也提到这点），我们的网上行为也可以被监测。我们在网上买了什么，下载了什么软件， 在社区里和陌生人谈了什么，甚至每分钟在什么地理位置，都在Prism这类（美国政府的网路监控）计划下，完全被掌控。这样的智能软件甚至可以预测每一个人未来可能做的事和决策。
“一旦这些技术被全面部署，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著的小说《一九八四》中令人窒息又恐怖的极权主义社会就会在网络时代重现。”
*永无止境的辩论*
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无论是集权专制的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府为剥夺、削减民众的自由所提出的理由几乎总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府以来，自由与安全这两种价值的冲突出现了。
政府存在的关键价值就是提供安全，自由的价值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登在当今美国、当今世界所挑起的争论，也是古已有之的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冲突的最新表现。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鲁迅曾经发表过一通有关安全与自由价值冲突的有趣评论。鲁迅表示，人要想自由地生活就必然有危险；要想绝对没有危险，那么，生活在监狱里最好，因为监狱里可以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用担心盗贼，也不用担心失火。
显然，鲁迅在这通评论中清晰地展示了他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重视自由胜于重视安全。
自由与安全这两种价值的关系，也像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公众既想要鱼也想要熊掌，既想要自由也想要安全。用奥巴马总统的话说，在政府为了反恐而进行监控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隐私之间需要有恰当的消长取舍(trade-off)。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索洛夫的话说则是：
“我们不必要在保全个人隐私和防止恐怖主义之间做取舍决定。我们必须决定的是，在政府对其公民进行监控的时候应当有多少监督和问责。”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泄漏美国大规模电话和互联网监控秘密项目在美国引起的公众争议和辩论依然在持续。这种辩论对民主政体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在这场公众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将是什么，还有待观察。
斯诺登的支持者说他是一个英勇无畏、敢于担当的英雄，为扭转民众隐私被逐步蚕食的大趋势、为维护美国的宪政法治和美国的立国之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个人风险。
奥巴马总统则强烈谴责斯诺登的做法，说他的做法严重危害了美国当局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努力。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和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则称他为叛国者。切尼甚至声言，斯诺登有可能为中国充当了间谍。
在美中两国彼此指责对方进行网络攻击之际，切尼的这种说法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斯诺登则表示，能被切尼这样的人说成是叛国者，这是一个美国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公众辩论、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的公众辩论当然离不开有专业知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样的公众辩论才能不沦为一场混战、骂战，而是有意义的公民教育。
国际间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或描述，来自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巴勒斯坦裔的赛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推进人类自由和知识为己任，他们为此时常超越社会及其各种规章体制，主动积极地打破现状。
按照赛义德的观点来看，在斯诺登泄密之后，从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主管都在努力维护现状，要美国人安心，放心。奥巴马当局反复表示，没有人在窃听美国人的电话内容，当局收集的只是人们的电话元数据用于反恐目的。所谓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具体说就是给谁打了电话，电话通话时间多长，给那个人打电话的频率是多少之类的数据。
从斯诺登将美国大规模电话和互联网监控秘密项目曝光一开始，到本星期美国国会再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奥巴马总统和负责监控项目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都反复强调，美国行政当局尊重公民隐私，绝对依法办事，而且有关的监控项目也有切实的法律法规和机构的监督和制约。
美国当局反复强调，监听电话通话内容有很高的法律门槛，当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窃听电话内容，而只是收集了电话通话的元数据，所以，美国人大可以放心，他们的隐私有切实的保障，没有像斯诺登的危言耸听所说的那样受到侵害。
但是，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美国当局通过秘密的法庭、根据秘密的法律对相关案件进行秘密的审理、审判，并将审判结果保密，这种做法跟宪政法治、跟民主制度、跟美国的立国之本背道而驰，不可容忍。
与此同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索洛夫对美国行政当局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6月16日，索洛夫在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政府收集公众的电话元数据根本就不像政府所说的那么无害：
“关于电话的元数据有时候会很能显示个人隐私。跟什么人电话通话可能跟通话内容一样敏感。给大夫打电话，或给医疗行 业的人打电话可能显示某些病情。给某些商业机构电话可能会显示一个人的兴趣和生活方式。给朋友打电话可能显示交友圈，从而有可能显示一个人的政治、宗教或者信仰。”
*大规模监控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索洛夫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此积极参与斯诺登事件所引起的公众辩论，显然是在力图推进人类自由和知识。
美国最近被曝光的司法部追查美联社记者电话记录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也给索洛夫教授所说的有关政府大规模搜集电话元数据的危险性提供了生动的展示例证。
在斯诺登现身泄漏当局大规模监控电话和互联网通讯之前，美国司法部承认早些时候大规模地秘密追查了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以寻找政府内部的泄密者。为了搜寻给美联社提供内部消息的人，美联社100多位记者的成千上万通电话的元数据被司法部追查。
美联社总裁加里·普鲁伊特为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普鲁伊特和其他美国新闻媒体认为，行政当局的这种做法严重危害了自由民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新闻自由。
众所周知，新闻自由的前提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可以确保消息来源的隐秘和安全，而政府如此追查消息来源无疑是对新闻记者及其消息来源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效果，因为这等于是政府警告消息来源，“小心点，你胆敢跟新闻界说什么，我们就会把你追查出来。”
面对来自美国新闻界和社会的强烈抗议，奥巴马行政当局表示如此追查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确实不妥。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立法，给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提供足够的保护，以便他们能确保必要的消息来源的隐秘。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一个是保守政府机密的价值（即政府的正常和平稳的运作，需要政府雇员保守政府的机密信息）；另一个是新闻自由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新闻界有充分的自由保障，以便新闻界可以从任何消息来源那里获取跟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宪法、法律和司法惯例，以及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倾向于后一种价值，也就是把新闻自由的价值看得比保守政府机密的价值更高。
*“网络时代的人权危机”*
在美联社记者电话通讯记录被秘密追查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和美国新闻界、社会现在已经没有冲突。换句话说，双方现在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在是否应当如此追查记者电话通讯记录这个问题上，新闻自由的价值更高，政府不应当如此追查。
然而，在斯诺登泄密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和新闻界、社会目前还没有就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价值冲突问题达成共识。因此，美国社会相关的公众辩论依然在热烈、激烈进行中。
广泛而深入的公众辩论是合情合理的公共政策得以确立的基础，也是民主政体运作的基础。奥巴马总统先前高调表示，他欢迎就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问题进行时间不限的辩论。显然，奥巴马总统也是基于这种基本的思想认识才做出的这种表示。
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有关辩论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而是对世界各国有普遍的意义。
现在在北京的台湾企业家、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也参与了这场辩论。长期在美国受教育和从商的李开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用中文和中国古代典故，为中国的公众解说互联网时代隐私的脆弱，人权的脆弱。
李开复日前在中国的财新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人权危机。”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法治国家，和一批信任的朋友谈几乎任何话题，都是相对安全的，而且这权利是大部分国家的宪法所保护的。但是，在虚拟网络世界， 这一切不但可能被监视，而且可以长期储存，随时挖掘。这就像（将近3000年前的）古代周厉王不听劝谏却采用监听手段：派人在大街小巷偷听人民谈话，随后，凡经其指认者，即下狱处置。可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举国上下，无人再敢对国事品头论足，相互见面，不再言语，只能‘道路以目。’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秘密瑕疵都已被捕捉并储存，而且随时可以调用来冠以罪名，继而随意伤害，在这样的环境里，言论自由何存？
“进入大数据时代， 当权者会拥有更巨大的权力。海量储存加上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可以大大提升监听的效率 。不只是我们的信息被偷窥，我们的语音也会被偷听而且自动识别（斯诺登也提到这点），我们的网上行为也可以被监测。我们在网上买了什么，下载了什么软件， 在社区里和陌生人谈了什么，甚至每分钟在什么地理位置，都在Prism这类（美国政府的网路监控）计划下，完全被掌控。这样的智能软件甚至可以预测每一个人未来可能做的事和决策。
“一旦这些技术被全面部署，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著的小说《一九八四》中令人窒息又恐怖的极权主义社会就会在网络时代重现。”
*永无止境的辩论*
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无论是集权专制的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府为剥夺、削减民众的自由所提出的理由几乎总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府以来，自由与安全这两种价值的冲突出现了。
政府存在的关键价值就是提供安全，自由的价值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登在当今美国、当今世界所挑起的争论，也是古已有之的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冲突的最新表现。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鲁迅曾经发表过一通有关安全与自由价值冲突的有趣评论。鲁迅表示，人要想自由地生活就必然有危险；要想绝对没有危险，那么，生活在监狱里最好，因为监狱里可以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用担心盗贼，也不用担心失火。
显然，鲁迅在这通评论中清晰地展示了他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重视自由胜于重视安全。
自由与安全这两种价值的关系，也像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公众既想要鱼也想要熊掌，既想要自由也想要安全。用奥巴马总统的话说，在政府为了反恐而进行监控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隐私之间需要有恰当的消长取舍(trade-off)。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索洛夫的话说则是：
“我们不必要在保全个人隐私和防止恐怖主义之间做取舍决定。我们必须决定的是，在政府对其公民进行监控的时候应当有多少监督和问责。”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泄漏美国大规模电话和互联网监控秘密项目在美国引起的公众争议和辩论依然在持续。这种辩论对民主政体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在这场公众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将是什么，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