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我是1949年以后滞留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公民里回到美国的第一个人。
韩秀 (Teresa Buczacki) ，美籍华文作家，1946年出生于曼哈顿，1948年至1978年间在红色中国度过了30年，1978年初历尽千辛返回美国。
韩秀：我回到美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英文，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国务院，因为是国务院帮我回来。
到了（国务院）中国科的当天，卡特总统就指示美国国务院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强烈的通知，说你们有100多次在华沙的谈判当中欺骗我们，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现在Teresa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在华盛顿。有一个Teresa，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有多少你们给我们交出来。
我父亲是1943年到1945年驻重庆的美国武官。他那个时候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支持国民政府和中国老百姓抵抗日本。
我母亲和我父亲认识是在重庆。我父亲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渡船到纽约。
1946年9月19日，韩秀在美国曼哈顿出生。不久，父亲派驻新西兰，母亲去了耶鲁大学读书，把她留给一对日本老夫妇照料。
1948年，母亲又把一岁半的韩秀托付给一对陌生的美国夫妇，要他们带她去上海，见她未曾谋面的外婆。
在旧金山，他们登上一艘美国军舰，驶向国共内战炮火弥漫下动荡不安的中国。
韩秀：那艘军舰是最后的一艘船到上海。 正好是1948年的9月18号。我是9月19号生的。9月18号就抵达了上海。然后这条军舰要去台湾，带走国民政府的很多人。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美中之间开始了长达30年的隔绝。韩秀在那片土地上一陷就是30年。回首往事，她说，那“真正是遍体鳞伤，肝肠寸断”。
韩秀：5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所有的人都说美国是帝国主义，连米老鼠都是意大利来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跟美国没有关系，所有坏的都是美国的。而我父亲又正好是一个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外交官，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孤立的处境。
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靶子。当时社会对美国的愤怒也好，不满也好，抗议也好，都可以宣泄到这个小孩子身上。
我第一次尝到很厉害的滋味是八岁那年。1954年，也不知道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事情，中国要抗议，闹得不得了。在天安门有集会，中学小学都参加，很多很多人。艾森豪威尔的头像被画成漫画，还有美国国旗。他们就围了一个圈，让我站在中间。然后他们就点火，烧那些国旗，高呼口号什么的。所以我是站在那个圈里面的。
身为“异类”的孤单感始终伴随着韩秀。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美国。直到小学毕业前的一天，一位长辈的话让回家这个念头闯入了她的心扉。
韩秀：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他们多半都是被骗回来的。其中有一位潘良儒，他是航空方面的专家。政府骗他，说他的太太重病。他回来了，实际上只有坟墓，太太早就死了。潘先生有时候就会要我到中关村他的公寓去，去跟他的小孩玩一会儿，帮他做功课。在他的茶几上，有Life magazine（《生活》杂志），封面是曼哈顿的高楼大厦。
潘先生跟我说：“小慧（韩秀原名赵韫慧 ）啊，你是从那来的，那里是纽约，纽约是个伟大的城市。迟迟早早有一天你要回到纽约去。”
他是很严肃地跟我讲的。我要回到纽约去——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但是，那条路不知道有多长多远。
1964年，成绩优异的韩秀从北大附中毕业。因为家庭背景关系，她的高考试卷根本无人批改，直接被盖上了“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教导主任对她说，只要写几句话，和父亲，和美国划清界限，清华大学的校门就向她敞开着。
韩秀：我说，如果我不写呢？ 她说，你不写，今天下午你就去山西。我说，那我得回家打包了，我就走了。
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人不可以背叛你相信的东西。人如果开始背叛，将万劫不复。我17岁就明白这是真理。你一旦开始，之后你就是一个传声筒，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样板，跟家庭划清界限的样板。你看看这些跟家庭划清界限的样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些样板们，今天他们是什么下场！他们如何能够承受他们良心的谴责？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要那个。我就真的下乡了。
山西农村三年，新疆兵团九年，韩秀的青春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度过。
韩秀：兵团在那里没干什么好事，绝对没干什么好事。大力地破坏资源，比如说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周围本来有千年的胡杨林，密密麻麻，等于是包住了塔什拉玛干大沙漠，让这个大沙漠不会再继续扩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十万人在那砍树，砍十年，连根挖掉，所谓屯垦戌边。
生产建设兵团本来已经又苦又穷，一塌糊涂，生活水准在零下，就是这样，他们也得搞运动，而且非常残酷。集会，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他们就把人揪上去，当场打死。
21岁的我，看人当场被打死毕竟在心理上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我就想站起来，我想我是不是能够溜出去？我旁边的人马上就说话了：“哦，你要走了，我可不给你带板凳啊。”很大声。
她这样一说，后面民兵马上就听见了。民兵都是武装民兵，手里有枪的，拿着那个步枪，枪托直接照我头上就招呼。我一下就倒下去了。两个民兵一拖就把我丢到戈壁滩上。
这样九死一生的经历还有很多。但是，相比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韩秀说，新疆带给她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是维吾尔人对她的友善。
韩秀：他们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西边来。他们说，多远的西边？比麦加还往西吗？我说，比麦加还往西。他们说，从西边来的都是好的，从东边来的都是不好的。
今天的新疆就更糟糕了。维吾尔人是千年以前从中东到新疆这个地方来的。曾经，那里是绿洲啊！新疆兵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把那些绿洲搞得都不见了，生活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然后你们还要欺负人家，还要人家放弃宗教信仰，还要人家相信那些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是非常地同情，非常非常地同情在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70年代，美中关系进入转折之年。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飞抵北京。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华盛顿和北京打破坚冰，开始商讨邦交正常化。
韩秀从“敌台”的电波中偷偷听到这些消息，然而这一切和远在西北边陲的她似乎还隔得很遥远。
韩秀：尼克松也好，基辛格也好，他们的飞机可能都飞越新疆，但是他们不会看见这底下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兵团的各级领导觉得我反正大概就得死在那了。
在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看不到光亮的日日夜夜里，有那么一个瞬间，回家的希望在韩秀面前闪过。
韩秀：我和维吾尔人曾经在中巴公路上收尸体。这中间有非常野蛮的作业，爆炸，死了很多年轻人，需要把尸体从巴基斯坦运到中国境内。
有那么一个时刻，国境线就在那里。那边有一辆美国的推土机，因为美国在帮巴基斯坦修铁路，上面有一面美国国旗，一面星条旗。
维吾尔人跟我说，那是你们自己人，你就走过去就好了。我们帮你走过去。我说，不可以啊，我凭什么说我是美国人？我的出生纸和护照都被红卫兵抄走了，我拿什么来证明我是我是美国人呀？我说，不行，我还得再熬着。
就这样熬到了1976年。 4月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出人意料地送来一纸文件。
韩秀：他们只给我看见那一条，上面剪掉了，下面也剪掉了。那一条上面几个字，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所以上面就跟我讲，你准备走吧。
我说，好啊。我二话没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多到足够让我绝对不会去问为什么。我有机会走，我还啰嗦什么？
30岁的韩秀回到阔别的北京，成为一家小服装厂的女工。上班第一天，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她为工厂忙里忙外，工厂党支部书记看在眼里，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想到了自己被红卫兵抄走的出生纸和早已过期了的护照。
韩秀：他说：“红卫兵把你家里东西抄走了没还？我去问。”他就真的去问了。公安局的人说，这东西我们有。红卫兵看到这是外国的东西，就交给我们了。我们锁在保险箱里也十年了。
拿出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在塑胶口袋里套着，就还给我了，还是当着党支部书记的面就还给我了。我有了这个，那我就知道我该干嘛了。
一条喇叭裤、一件瘦瘦小小的夹克，韩秀穿着自己缝制的行头，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探路。
韩秀：我先走到美联处对门的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馆。走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武警就笑了，说你一定走错了，你大概迷路了。我说没有没有，我找得着路。从那儿到美联处就是穿过马路啊，所以我直接地就过去了，一下就站在那条白线上了。
你知道那条白线是什么意思？白线外面是中国，白线里面是美国啊。我等着那武警开抢呢。他开枪我就倒到里面去。我手里头就捏着我的护照和我的出生纸。我那时候根本没想活着离开那个地方。
一辆车直接地冲到我面前。那是我们的领事万乐山（Franklin P. Werdlaw）。他在车里就看见了有一个人站在白线这儿，而且手里头拿着一本绿色的护照。绿色的护照是40年代的。他知道这个人绝对是美国公民。所以他的车子就开一直开到我面前，从车子里跳出来说，我可不可以看你手里的文件。我说当然可以，我就给他看。
他打开一看，说我马上进去叫人。他说你站在这，千万不要动。他就冲进去，运气要多好有多好，滕祖龙（Jerome C. Ogden）在里面，我们的总领事。
美联处仅用了六分钟便确认了韩秀的公民身份。不过，她需要一个月后才能来这里领取新护照。很快，“私闯美联处” 的罪名就把韩秀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韩秀：当天晚上警察就来了。公安局的，先在房顶上， 堵住各门口，然后进来搜。护照、出生纸、还有所有的美国外交官的名片全部都抄走了。
每天车间门口都有警察。车间里的人都知道我出事了。车间里还得派人监督我。有一天我在那做一点活，监督我的女孩子就用一张纸写。她不敢说话，知道说话一定会有人听见。她说，你一定得走，不走你就死定了。
我冲她点点头，赶紧把字条放在火炉子里头烧掉了。我知道那些工人师傅都明白，这孩子要是不走就非死不可。
一个月中，韩秀到处想办法打电话，可是全北京的电话都不通美联处。终于有一天，她在西单看到一部旧式电话机，拿起来一拨，滕祖龙总领事的声音传了过来。
第二天，为了甩掉眼线，韩秀凌晨4点就出门了。等她再次来到美联处时，滕祖龙已经等在大门口了。
韩秀：滕祖龙手里拿着我的新护照，他把手指头压在照片上，那下面不是得签名嘛。他说，你来你来，把你的护照拿走。我就一直跟着他进去了。那个武警在亭子里面打电话，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进去了以后，他说你先签字。我签字后，他说，你现在是一个有效护照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我们美联处所有的人都要帮助你回家，不惜代价！
这之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络，整整八个月。我是连番地被审。 但是我就咬定了一个，我只是要回家而已。我就是那一根筋，我就是要回家。他们那边说，你是抛弃社会主义，投奔资本主义，你跟那些间谍混在一起，诸如此类的一堆。
但是那个时机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回到美国才完全明白，就是我们的卡特总统坚持，要建立外交关系，首先要解决人权问题，把我们的美国公民还给我们，其它的我们再谈。
终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让我离境，要我三天之内离开北京。
1978年1月，在美中两国正式建交一年前，韩秀回到美国。这条漫漫归家路她走了整整30年。
那之后的两三年里，又有300多名滞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人陆续离开，返回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