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的负责人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4月24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时说，数字威权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数字压制的全球领先者。她说，北京在审查数字信息和监控人口方面比俄罗斯做得更好，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全球出口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她认为，中国把压制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数字威权主义构成的不断加大的威胁时说，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促进许多地方的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也引发了专制政权的强烈反弹，这些政权正在采取措施遏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带来的风险，并利用这些技术实现更广泛的目标，包括扼杀言论自由和压制政治言论。
“今天，我们评估，外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来监控和压制国内及其海外侨民社区的政治辩论。随着这些技术、能力、政策和机制被输出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并得到实施，它们使加强民主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使威权主义者更容易获胜，”海恩斯说。
她还表示，使用这些技术和方法来监视和限制异议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普遍、有针对性和复杂化，从而进一步限制全球自由。她举例说，可生成的人工智能只会增加这些政权用来部署此类工具的老练程度，使它们更难对付。
海恩斯把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数字压制的模式进行了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数字压制的全球领先者。事实上，自由之家连续八年将中国列为互联网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与俄罗斯相比，北京在审查数字信息和监控人口方面做得更好，部分原因是他们比莫斯科更早的重视数字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通过展示其响应能力、消除异议和重塑社会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从而先发制人地应对对其统治的挑战。在许多方面，中国对数字压制工具的非凡使用被视为特征，而不是缺陷。北京使用数字压制技术来控制信息流动，淡化和干扰其公民获取凸显国内缺陷的信息，并试图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她说。
她说，中国不仅在国内进行数字压制，而且将这种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
“中国愿意分享其专有技术并将其技术出口到远远超出其边界的地方，这是跨国镇压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它也使其他政府更容易在自己的境内进行数字镇压。此外，中国的智慧城市利用监控技术，将交通安全等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威权控制的投射结合起来，”她说。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2008年提出的。2012年11月，中国住建部颁布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智慧城市由此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
海恩斯说，中国更是世界上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通常是通过数字手段。
她说：“关于中国跨国镇压的新闻报道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猎狐行动”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一项据称是中国的全球反腐败努力。事实上，上周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警察使用数千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传播中国的宣传，并骚扰生活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4月17日，美联邦检察官指控40名中国警察跨国镇压美国境内华裔异议人士。司法部说，这些被告设立和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骚扰和恐吓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并压制这些异议人士在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平台上的言论自由。
这位美国情报界负责人说，即使中国没有故意输出它扩大其数字压制努力的手法，他们也使其他国家更容易参与此类活动，并最终可能利用他们的接触来进一步推动其跨国压制努力。
她还指出，在一些民主出现倒退的国家，中国的公司是领先的技术供应商。它们往往提供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政府则没有能力进行监管或运营。这些中国公司通过技术能够收集大量的数据，使得专制领导人能够更有效地监测人口，并可能根据从数据中获得的洞察力来操纵、控制和利用这些信息。
海恩斯说：“中国在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的全球出口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专制国家和弱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从中国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获得这种技术。当他们经历政治动荡时期时，他们更有可能从中国进口这种技术。简而言之，这些技术为追踪和恐吓持不同政见者、监视政治对手以及先发制人的回应对政府权力的挑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所依赖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结构来帮助我们避免这种滥用行为，这些挑战是难以抗拒的。”
这位情报总监表示，在未来的几年里，可以预期这些威权政府在使用现有压制性技术方面将变得更加老练，并将迅速学会如何利用新的更具侵入性的技术，特别是自动监控和身份识别技术，因此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需要紧急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是全社会行动起来。
“对手压制信息环境的多方面挑战不能单靠政府来解决。数字压制和外国的恶意影响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海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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