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1月17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专业技巧和资本是培育中国军力的“种子和肥料”，而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下，试图把具有商业目的和军事目的的中国企业加以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越来越没有意义。在拜登总统去年发布了限制美国资本在一些具体的高科技行业对中国进行投资的行政命令后，民主与共和两党的议员呼吁通过相关的法律，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特定高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麦考尔：中共利用美国的政策漏洞获得美国的技术
美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星期三在主持“检视美国资金如何流入中国军力”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共这个决心颠覆全球力量平衡的对手进行一场世代竞争，技术是这场竞争的核心，而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政策漏洞，获得大量的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其技术进步和军力的发展。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但我们无法阻止大型投资者利用他们的资金、专业知识和网络，帮助在中国建立极为先进的科技公司。遗憾的是，美国的资金正在助长中共的战争机器和监视国。只要看看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反乌托邦镇压，以及成功绕地球飞行并精准着陆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就知道了。这是建立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的，”他说。
博明：美国的专业技巧和资本是培育中国军力的种子和肥料
特朗普总统任内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听证会上也表示，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球力量的天平开始向美国的对手倾斜的关键时刻，部分原因是美国正在为他们提供杠杆。
“美国的专业技巧和资本是培育中国军力的种子和肥料。美国公司和投资基金，有时是不经意，有时是不小心，帮助支持和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的高科技监视和情报机构的现代化。美国人通常不会出于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进行投资，但当他们将资金投入从事既有商业用途也可能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公司时，往往会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试图把具有商业目的的中国企业与带有军事目的的中国企业加以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越来越没有意义，”他说。
目前是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的博明表示，这样做很困难是因为北京实际上就是这么设计的。
“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独立是一种幻觉。事实是，统治中国的一党专政对所有实体都有强大的权威和影响力，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有的，民用的还是军事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说。
这位在中国做过记者的前白宫官员还表示，美国投资人对其在中国的投资进行的所谓尽职调查也日益困难重重。
“一些美国投资者试图进行尽职调查，了解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最终流向中国的什么地方，让他们自己放心。但这也是一个日益充满挑战的做法。 北京正在开展一场所谓的‘整顿运动’，关闭或对在中国运营的研究、咨询和尽职调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因此，寻求资本回报的美国投资者往往看不到他们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繁荣所带来的战略代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
麦考尔：需要新的立法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于具体的行业
为了限制美国的资金流入中国的高科技行业，麦考尔与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去年11月联袂提出了《防止对手发展关键技术能力法案》(Preventing Adversaries from Developing Critical Capabilities Act)。该法案要求美国公司向政府汇报其针对中国公司有关开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声速和半导体的投资计划，并希望借由更加严格的审查来阻止中国获得任何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
麦考尔在听证会上说，美国通过对中国的实体进行制裁等现有工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不能取代国会授权的对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对外投资进行限制的机制，以全政府的方式来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第一优先地位。
博明也认为，华盛顿应该采取对整个行业的投资进行限制而不是基于对具体的实体进行制裁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更有效，而且也会给美国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清晰度和确定性。他提出的建议还包括让规定涵盖所有的战略和军事技术，并适用于所有的投资；新的限制应适用于现有的而不只是今后的交易以及阻止对受到限制的行业的投资，而不只是对这些投资进行审核。
在拜登政府任内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主任彼得·哈雷尔(Peter Harrell)也赞同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针对某个具体行业的投资进行限制。
“一个行业性的对外投资监管机制可以限制对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企业做出的高风险投资，也可以限制美国对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长期风险的行业的直接投资，”他在听证会上说。
在国安会也任过职的哈雷尔还提到，对具体的实体进行制裁需要美国政府事先了解每一家中国公司，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进行尽职调查。
哈雷尔：新的立法不应损害现有的监管程序
不过，这位前白宫官员告诫说，国会采取的立法行动，就像《防止对手发展关键技术能力法》那样，应强化及扩展，而不是损害已经在进行的监管程序。在他看来，国会应该从量身定制和设定范围的做法开始，重点关注知道存在问题的适当行业。
“针对中国这个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更积极地管理这个经济关系，以确保它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要切断所有甚至大部分的经济联系。但这确实意味着，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投资帮助中国发展关键技术的一贯做法的时候，美国政府有正当的监管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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