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美中对话：经济再平衡难受重视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即。双方高层预先作出的表态显示，本次对话将继续围绕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产业政策等传统话题展开。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天安舰事件的最新进展可能会增加战略议题在本次对话中的份量。

先期抵达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星期五在上海对中国的政府采购和自主创新政策表达了明确关注。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高层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放松在汇率问题上的努力。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亚洲贸易政策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人民币小幅升值对于美中贸易失衡不会有根本影响，行政当局提及汇率问题主要是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而中国扶持本土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政策已经执行了多年，美国企业界只是最近由于外部环境恶化才开始对这个问题大声抱怨。他说：

“所以，行政当局所说的这两个首要议题都并非发源于行政当局内部。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行政当局应该根据国内各种团体的利益来确定自己的立场。不过，美中经济关系最近几年来最为核心的议题，也就是两国经济的再平衡问题，却并没有被列为首要议题。”

在去年7月的首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在经济部分达成的共识中触及了再平衡问题。美方承诺采取措施增加国民储蓄，并承诺在2013年前将“联邦赤字GDP占比”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中国则承诺继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兼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洛文杰本星期在记者会上重申了美国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的承诺。但他强调，降低财赤必须要等到美国经济彻底复苏之后。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美国的这种表态不够明确，很难在对话中打消中方的疑虑。他说，“美国需要做的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快地削减联邦财政赤字，而不是等到财长盖特纳所说的2013年以后。”

星期四，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说，美方财政赤字过高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是中方关注的问题。他说，在下星期的对话中，中方将提醒美方从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反省自身的财政状况。

但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指出，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像美国联邦赤字那样摆在明处。他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而只是根本问题的表现。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系统隐性债务的积累。这和美国面临的问题一模一样，只是隐藏了起来。两国的问题都来源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星期五，正前往中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东京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击沉韩国天安号军舰，并誓言北韩行为将得到“国际性，而不是地区性的回应”。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国防、外交政策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说，天安号事件的最新进展将使战略议题在下周的对话中得到更多关注。克林顿国务卿将试图获得中国的支持。但是，他不确信美方有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

成斌：“战略与经济对话设计的理念就包括在战略议题和经济议题中交互使用谈判筹码，这样，在一组议题中的让步可以换取另一组议题的收获。但是在经济议题上，我没有看到美国可以提供给中国哪些利益，我们看到的还是汇率这些美国要求中国作出改变的议题。”

在10个月前的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以及接受中资企业投资等方面作出积极承诺。传统基金会的亚洲贸易政策专家史剑道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次对话中把上述承诺具体化。他说：

“美国可以开出很多优惠条件，但一直拒绝这样做。美国可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几个月前，中国希望获得这个承认，但随着他们对美国财政状况担忧的加剧，我不确认中国现在是否还希望得到这个承认。美国还可以，并且应该答应中国的是设立某种磋商机制或者修改现有的投资审查机制，使中国公司来美投资的审查过程更具有透明度。”

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成斌说，美中战略于经济对话能够达成多少妥协和协议并不是衡量对话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他认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现任和未来决策者有机会定期坐在一起，盘点两国共同关心的战略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成果。

成斌：“美国政府官员，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官员，5年、10年、15年以后还会回到政府任职。中国方面也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会一直担任公职，而不像美国官员中途会转入学术机构或其它行业。对话使得双方官员从较低的层级开始构筑一种个人关系。”

成斌指出，这一点在大国关系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战略层面，因为这个领域更容易产生突发事件和危机。而双方官员的个人关系往往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官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