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9月21日)，中国欧盟商会在北京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2/2023》。这份往年多集中讨论在中国投资机遇的报告，今年却聚焦于供应链韧性的建立、营商环境的挑战、声誉受损的风险管理以及全球合规的重要性等当下的热点议题。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在今年五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曾对越演越烈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评，“中国当局的强硬做法让人们对中共威权体制感到恐惧，这种危机感甚至超过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伍德克重申了这一观点：在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决策比经济决策更重要”。伍德克在该报告开篇的“主席致辞”中尖锐地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基本恢复疫情前的‘常态’时，中国却迟迟不愿重开国门。 ……而今，中国缺席全球事务商讨，同时也错过了向海外投资者展现市场潜力的契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的‘光荣孤立’ 不仅使出入境旅行受限，且抑制了人际交往。现在，中国的声音几乎完全‘虚化’，这势必会让世界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 ”。
营商环境恶化
“现在的氛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各项数据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撰写报告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中国当局以及欧洲当局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做生意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商会副主席卡洛-德安德烈亚(Carlo D'Andrea)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上表示，“我们的会员公司们都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商业监管环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是在模糊的法规和政策方面，还是在这些法规和政策酌情执行的方面”。
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曾为全球化成形做出重要贡献，但如今中国市场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效率都在降低。“2021年的突然拉闸限电，以及突发大规模的疫情封控，这些事件都在削弱中国的可预测性。而政府对科技和教培行业的突然整顿，使得商界感到未来充满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哪个行业会成为下一个受监管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企业无法对其中国业务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中国不再是欧盟企业心目中一个稳定的采购目的地。不少外部因素，例如新出台的具有全球约束力的监管措施，包括 美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和欧盟即将出台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也在使局面更为复杂。
另一方面，中国的效率也在下降。欧盟企业正在将其部分的中国业务与全球业务脱钩，这既是为了防备潜在的全球冲击，也是为了在中国和本国市场保持合规。同时，中国素来享有的结构性优势，如“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退，造成生产效率下降。
欧盟商会国家代表雷娜塔-帕夫洛夫(Renata Pavlov)女士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上表示，“今年对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企业来说，是又一个困难的一年。我不想列出我们一直面临的所有问题和难题，但一个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困难的营商环境，加上一场战争(乌克兰)，这些都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欧洲业务”。
“清零”政策对经济的重击
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中国欧盟商会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做出了悲观的预期。“中国欧盟商会担心，中国至少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能对世界恢复全面开放”。
报告指出，“由于疫苗接种率不足、以实现序贯接种的更有效疫苗迟迟不获批，以及在面对传播力更强 的变异毒株时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措施，种种因素致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且不断增加的代价。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远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
此前，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4月曾在上海封城期间进行过一项企业调查。在4月的大规模封控期间，很多企业每天只能勉强开展最基本的工作，不确定能否有足够人手来维持生产，以及经营场所是否会被突然封闭。
调查结果显示，75%的受访企业的整体运营受到中国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该项政策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是更让企业和投资者所担心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当时23%的受访企业开始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这一数值结果与两个月前有此想法的企业相比，增加了一倍多，也是过去十年间的最高值。
而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执行不一致，也使得营商环境更加复杂。例如，各地对货物运输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巨大差异，给企业管理制造了重大难题，扰乱了供应链，对物流业的增长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2020年疫情爆发，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国际航班，造成了几乎完全阻断旅客入境中国，从中国前往海外旅游和工作的人数骤减。与2019年相比，中国大陆公民出境游人数下降了79%，而外国入境游客人数更是急剧下降，仅为2019年数值的4.6%。
由于中国严格的旅行限制，欧洲企业的中国业务变得愈发孤立，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企业高管和外交官眼中的外派热点，因为在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任职可以提高声望，同时还能为自己的履历镀金。如今，随着中国“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收紧，以及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脱钩的担忧加剧，很少有人再渴望承担这一任务。”
欧盟商会的报告也指出，越来越多的外籍员工不愿意或者无法留在中国，导致企业很难留住外籍员工。这些限制措施何时放宽尚不明确，对员工做出职业选择产生了严重影响。许多在华外籍员工考虑到与家人长期分居、或是回母国后再入境中国将面临重重障碍，因此决定离开中国，或回到母国、或前往他国寻找机会。
中国欧盟商会预计，自疫情爆发至今，生活在中国的欧洲公民总数减少了一半。商会进一步估计，目前在华的欧洲人可能坐不满容纳8万人的北京“鸟巢”体育场，而且到2022年夏季结束时，这一数值或许会再减半。
中国欧盟商会董事扬斯-艾斯克伦德(Jens Eskelund)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中表示，“我认为最紧迫的是，(中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如何退出(现有)新冠防疫政策的战略。要为我们提供预见性，让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这可能最终会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做的话，才能让商业信心得到快速的改善”。
对外资企业的不公正对待
尽管在2021年，中国保持了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国仍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2022年上半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额为4139亿欧元，其中出口1122亿欧元，同比下降0.4%；进口3017亿欧元，同比增长43.3%。
但欧盟对华投资却正在下降。主要投资来自少数大型企业，重重市场准入壁垒也让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在上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是由巨型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推动的。但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于参与到中国市场。我的意思是，这是中国的政治轨迹和习近平造成的结果，当然也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果。贸易投资关系正在放缓，但它还没有真正显示在数字上。”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也展示出中国经济的现有模式对于外资企业存在的不公。“中国经济中的一些领域继续保持开放势头且监管日益完善，对外资的准入限制也在近年来逐渐松弛，但战略产业仍然只对国有企业全面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许多商业领域占有优势，包括融资渠道、许可证和政府采购等，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竞争保护。这不利于公共部门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中国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彼得-林格纳斯(Peter Ling-Vannerus)到了最大的开放。现在我们外国银行或欧洲银行能够提供大量的服务，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从文件上看，资产管理，债券交易，股票交易，托管等领域似乎都可落地，不仅是银行业，还有保险业。这看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当我们看一下细节，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并没有像他们应该做得那样迅速。需要年复一年的时间，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预测和不透明的过程”。
林格纳斯举了一家德国银行申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并开展投资业务的例子。“他们花费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向当局提交申请后一年多，才收到回复，说他们确实收到了申请。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当局应该在收到申请后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给予答复，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开放并不总会导致商业机会的增加，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使这些机会得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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