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武汉市进入封锁的当天前往这个COVID-19大流行爆发的中心。那是在2020年1月。
储百亮说：“回想起来，这听起来很疯狂。”他去的时候做好了准备，带着口罩，保持着适度谨慎，但他没想到，他在那几周所看到的一切会在三年后仍然影响着世界。
储百亮告诉美国之音(VOA)：“这是一个大事件，我喜欢报道大事件。它是令人激动的，给人以充实感。我希望这不会让我听上去很狂妄。我想成为一个大事件的一部分。”
他的签证当时即将到期，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他不会得到续签。这意味着大流行病的开始是储百亮在那年春天离开之前能够在中国境内报道的最后大事件之一。
近年来，北京已经驱逐数名外国记者，或拒绝续签他们的签证。中国在2020年表示，它是在回应美国政府此前限制中国官媒工作人员的签证数量并将其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决定。
当储百亮在武汉下火车时，他并没有看到比平时更多的安全措施——这使得部分的报道任务比他预期的要容易。
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储百亮告诉美国之音：“报道工作很困难，但没有遭到跟踪一类的限制。人们(对病毒)的担忧带来了一些限制。”
储百亮报道中国已有20多年，他的故事帮助构成了一本新书——《报道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这本书讲述了1940年代至今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
同样出现在这本书中的记者魏梦欣(Katherine Wilhelm)曾在1987年至2001年期间在中国为多家媒体做报道，她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关心谁在报道中国。他们日常收集信息的过程是怎样的体验？这有助于了解新闻报道是如何产生的。”
《报道中国》一书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Mike Chinoy)撰写。
齐迈可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媒体记者报道中国的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或误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媒体机构对中国的报道对塑造全世界对中国的感知产生了超出比例的影响。”
齐迈可希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眼中的“试图报道像中国这样具有挑战性、复杂性和极其重要的故事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他认为，鉴于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目标十分重要。
齐迈可在1987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分社社长。他说，“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的那段时间，从相对放松变为极度压制，然后再次变得相对放松。”
齐迈可说：“在(天安门)镇压当晚，我的现场报道都是通过我们在北京饭店阳台上一直连通的电话完成的，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他说,1989年的镇压之后出现了一段严格的限制时期，这使得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困难，直到1992年。
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最好的时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夕。陈嘉韵2006年开始在中国报道新闻，她是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记者，直到2012年被驱逐出境。
她是十多年来第一位被勒令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
陈嘉韵现居柏林，是一名独立记者。她说：“当时那是个大新闻。现在，我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记者失去身份而不得不离开。”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驳斥了有关封闭的媒体环境的说法，称“外国记者只要遵守法律，依法依规进行报道，就没有必要有任何担心。”
陈嘉韵说，甚至在自己被迫离开之前，外国记者短暂享有的相对自由已经开始减少。
2011年，陈嘉韵在新疆——北京被指控在那里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做报道时一直被两辆车尾随。
她说：“那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对电视摄制组来说。”
齐迈可说，这些困难触及了这本书的核心，即“美国记者永无休止的奋争，试图揭开长期笼罩着中国的神秘面纱，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
魏梦欣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所长，对于她来说，在中国做报道给人一种感觉，即“全天，每一天，你都在逆流而上，试图找出事情的真相，在一个真的是不想让你发现真相的体制中。”
储百亮表示，尽管近年来障碍成倍增加，但媒体如果要想有效地报道中国新闻，就必须身处中国境内。
在农村地区做报道是储百亮最怀念中国的事情之一。但他说，那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储百亮说：“最终，这意味着国外的人不再对中国的生活有更具体的了解。那会是一种损失。”
储百亮说，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外国记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媒体的记者——数量减少而松了一口气。但这些潜在的好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他说：“从长远来看，如果读者和观众无法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缺乏信息共享的空间将充斥着歪曲、谣言和更多的误解。”
华盛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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