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陆续举办一系列有关新闻和媒体自由的讨论会。三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星期一表示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忧虑。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星期一举行了一次以中国新闻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会，应邀参与讨论的三名美国记者都表示出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忧虑。
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会上纪念那些因为新闻报道而入狱、甚至献出生命的记者所做的牺牲，他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人权。
他说， “中国目前的种种限制让中国本地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很难开展这份重要的工作，这对中国记者来说尤为困难。”
华盛顿邮报记者：自我审查与猜测底线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记者温信殷（William Wan）说，中国记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对官方会允许哪些报道只能猜测，而当他们触动到底线时往往为时已晚： “我在过去三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仰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戴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记者：后奥运时代，新闻自由全面滑坡
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的美国记者凯瑟琳·麦克劳夫林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外国记者带来了罕见的、相对自由的采访空间。那时，中国官方中止了对外国记者活动区域的限制，允许他们跨界采访。
不过，北京奥运会的闭幕也标志着中国记者短暂春天的结束。麦克劳夫林说，到了2010年，新闻自由情况跌到了谷底。
她说： “2006年、2008年，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变得开放和包容。那些规定出现松动的原因是北京要办奥运会，所以他们做出了给中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种种让步。他们知道几百家外国媒体要来中国，所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这些还会再一次发生吗？我不知道。我在中国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像现在这样如此拒绝国际压力。我想，中国现在有实力有地位，可能觉得不需要在乎外人说什么了。”
麦克劳夫林介绍了一组数字。她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201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三分之二的驻华外国记者在工作时受过骚扰或干扰 ；有中国助手的外国记者中有一半表示，他们的助手遭受过胁迫；出现过66起中国人因为与外国记者联系而受到骚扰的情况；18%的外国记者在更换记者证和签证时遇到过困难。
记者：媒体审查香港未能幸免
中国媒体自由度不仅在内地大幅下滑，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也又一次证明，当局正在从各方位加强新闻审查。
华盛顿邮报记者温信殷说，香港抗议活动开始后，官方立刻封锁了Instagram这个照片分享工具。他说，中国官方对香港抗议进行的媒体审查十分有效，所有的中国国营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报道。华盛顿邮报采访的大陆民众也认为，香港的抗议并不值得。
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北京站工作的记者陈嘉韵（现供职于该电视台旧金山记者站）也表示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的担忧： “不幸的是，那些以前只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策略现在已经在香港出现，针对的是那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香港现在这个时期令人忧虑。”
美国国务院关注高瑜案
此外，美国国务院从星期一开始，启动了“让新闻自由”（Free the Press）活动。国务院本星期每天都将关注受打压的新闻记者，唤起人们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关注。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首先点名的，是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拉特克说， “我们今年的让新闻自由’活动的第一个人物介绍来自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最近在一次闭门审判后因所谓‘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对她的判决是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质疑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