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中国许多年轻人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三十四年前的1989年6月4日，中共当局曾经出动军队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年的热血青年学生，如今也都白发斑斑。三十四年前和三十四年后，回首往事，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什么？
当年“没想到”镇压如此血腥残酷
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中国首都北京，镇压以学生为先导的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那一镇压事件在国际间又称天安门屠杀。在当年，大多数人没有想到中共的镇压会是如此血腥和残酷。
王丹， 当年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名列《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21人名单的第一位。
王丹：“第一个没有想到的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如此之残暴，而且治理国家的手段竟然是可以动用正规军这种不可思议的军事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对于一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自视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来说，面对正规军的扫射，这已经完全超乎我们的认知范围。所以，对中共政府的这种残暴本质，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邵江，1989年5月18日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的绝食请愿学生代表之一 。
他也对当时的残酷镇压感到不可思议。
邵江：“大概我没有这种残忍的预估。当时没有估计到解放军会动用的一个全副武装的二十多万人的军队，而他们的实际对手是一群和平示威者。那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的。我在现场能感觉到这个对示威者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超出意外的一个经验。”
尽管对中共对内残酷斗争的历史有所了解，但是邵江仍然对中共六四镇压下手之狠仍然感到非常意外。
邵江：“从我后来回想和流亡过程中学习和了解的经验来看，实际上中共进行六四式的残酷镇压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你可以追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讲党史课的时候，也有打AB团，延安整风，那都是很残酷的。中共建政的那几年，所谓的一打三反，一直到反右、文革都可以看到这些残忍。但是他直接在自己的首都动用军队，这么多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这个事真地超出想象。”
王超华，六四运动中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当时37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她也跟王丹、邵江一样，想不到中共镇压的血腥。
王超华：“当初当然最重要的没想到，就是没想到（中共最高当局会下令）开枪，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惨烈的镇压。”
三十四年后“没想到”国际社会和中国人如此冷漠
但是在六四屠杀事件三十四年以后的今天，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还有另外两个最大的“想不到”。
王丹：“第二个没有想到的就是整个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令人发指的匪徒行为居然采取了绥靖政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我没有想到。”
王丹说，在他的认知中，如果有一个国家政府如此屠杀自己本国人民，应该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当时在64结束以后，虽然西方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制裁，完全不痛不痒，而且不到两年时间土崩瓦解。
王丹：“在64屠杀之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美国总统就派遣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去密会邓小平，保证要维持两国的友谊，向一个屠夫递出了橄榄枝。如此无耻的这种绥靖，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不是我印象中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样子，但是事实就如此。这个我就完全没有想到。”
王丹第三个最大的“没想到”是，号称具有五千年精神文化传统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中共这种镇压面前毫无抵抗能力。
王丹：“虽然在运动期间每个人都振臂高呼、热血沸腾，发誓要用生命来推进民主，但当真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也是迅即消散。64开枪之后，原来的那些慷慨激昂之士马上变成了唯唯诺诺之士。整个民族没有再出现对于这种镇压的再一次的英勇的抵制。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忍受苦难的民族。这种能够忍受苦难的程度之高超出了我想象。”
当年的学运领袖王超华也没有想到，抗议六四镇压、纪念六四，当年群情激昂的北京市民、中国人缺席了。
王超华：“还有一个没有想到，就是三十多年以来最能够坚持到纪念，而且坚持要为受难者喊出声音的……是香港市民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包括镇压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跑回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告北京市民书》，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因为示威期间的这个状态让我有极大的信任。”
王超华说，当年的北京市民群情激昂，起来支持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学生，在北京四处堵军车，而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超华：“这之后没有看到他们更多的纪念行动。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反而是香港的市民，特别普通的市民，包括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纪念。……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包括丁子霖教授和他的先生蒋培坤教授都已经过世，她们仍然在坚持，这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一件事情。”
积极看待 “没想到”
周锋锁，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 ，北京公安局通缉令上的第五号人物。
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以学生为先导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当年的学生领袖周锋锁似乎更喜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周锋锁表示，他当年没想到而且现在仍感到惊讶的是：当初抗议活动发展之迅速，短短几个星期就扩散到几百个城市；抗议活动社会参与面之广，几乎涵盖社会所有阶层和职业。而且，更他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的中国人的那种精神面貌：
周封锁：“在北京尤其惊人，在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5月18、19日，天安门广场就有一百多万人。那个广场尽管很大，可是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秩序，非常的和平，这就是全民主动充满希望的参与。这样一个场景是非常惊人的。后来我跟很多记者谈，这些记者经过那么多年，经过那么多的事情，见过很多的变革，见过很多的冲突，但对他们来讲，八九年身临其境的人都永远觉得那是他们终身最难忘的。当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充满希望、这种团结努力的确是非常少有的。”
周锋所至今惊奇并怀念“习惯于威压沉默的人就突然有了那么多声音，就突然那么会表达，突然充满了自豪的表达。那个时候中国人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当年绝食抗议学生的代表邵江说：“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之前的准备，是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这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文革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制度必须改，那怎么改？其实这个论述实际上是被官方一直操控的一个论述，叫改革论述。但这个改革论述实际上是民间不满意的，就觉得光是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
批评者指出，在血腥镇压天安门抗议者问题上，喜好对内对外展示强硬的中共当局又展示出一种奇妙的羞涩。例如，天安门屠杀事件过后不久，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共公司NBC电视台晚间新闻主持人汤姆·布罗考采访的时候试图予以否认。布罗考当即予以反驳说：NBC有成百上千英尺的录像带显示军队向学生和旁观者开枪。
再例如，中共当局开始将镇压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但被外国记者问到这一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哪位领导人的时候，中共当局拒绝做出说明。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一事实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中共自己也明白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者是可耻的而不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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