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
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在“六四”25周年之际，目前派驻伦敦、最近在乌克兰基辅做过采访的裴新撰文回忆了这场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
北京距离基辅大约7000公里，但我选择了一条更迂回的路。这段旅程花了我25年时间。
今年5月的一天，我透过酒店房间的窗户望向基辅独立广场。广场上只剩下帐篷和仓促搭建的纪念碑，告诉人们，几个月前，广场上的人们为了民主走上街头，直面安全部队的暴力。
这番情景把我带到另外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座广场。
1989年，我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的工作进入了第二年。那时，天安门广场对于多数人而言，主要是一个旅游景点。
美国之音裴新1989年曾在天安门广场采访。这是裴新和一位不知姓名的摊贩在一起。这段画面出现在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视频中。
25年前的中国令人兴奋。当时，经济改革正阔步前行，政治改革则犹如婴儿学步。在北京，以及之前我常驻的香港，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努力摆脱毛式乌托邦试验和文革阴影的中国。
在政治层面，1987年的一场镇压似乎摧毁了中国学生试图策划的任何政治活动。政府将这些活动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因此解除了胡耀邦的中共总书记职务。
此后， 学生的诉求似乎停留在更小的层面，比如改善校园的伙食和居住条件。那时候，多数大学生希望早日完成学业，然后投身汹涌推进的经济浪潮。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人第一次被鼓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致富。
在这个大背景下，从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学潮让很多中国观察家、让中国政府、甚至让学生自己始料未及。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小型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并要求当局重新评价胡耀邦。 学生们认为，胡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他的下台和去世意味着改革受到了威胁。
小型的运动迅速蔓延， 与之相关的政治诉求也随之扩大。学生们要求推进经济改革，根除腐败，增加中共和政府的透明度。当然，他们也没有放弃改善校园条件等基本诉求。
然而，在人们谈论这场学生主导的民主运动时，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参与者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人。 从5月开始，抗议活动从北京扩散到包括各省省会在内的很多大城市。参与者也从学生扩展到工人、专业人士、甚至政府雇员。
我清晰地记得，当我乘车驶向天安门广场时，在一条小街被游行队伍挡住了去路。 车里的年轻同事海蒂（Heidi Chay）也是美国人，但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海蒂突然兴奋起来。
“停车！” 她说：“快看那些横幅！”
她指着游行者手中高举的横幅。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些人有的来自工厂，还有的来自政府机关、医院和其他“单位”。大多数的游行者是人到中年，略微发福的工厂职工，还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有些人身穿实验室制服和医院的白大褂。
人群刚一离开，海蒂就跳下汽车，径直向天安门方向走去。 我告诉司机赶快掉头开回记者站。一篇全新的报道已经开始酝酿。
抗议的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境外的媒体估算，连续两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数超过了百万。人们纷纷涌向那里，声援正在通过绝食来推进政治诉求的大学生。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广场上格外受欢迎。学生把短波收音机高高举起，以便游行的人群听到最新消息。还有的学生把美国之音的广播抄录成文字，张贴在各地的电线杆上。人们还向我打听几位赫赫有名的美国之音中文部主持人。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镇压会威胁正在现场报道的中文部记者于音（Betty Tsu）的安全，美国之音决定将她从前方撤回。
占领天安门广场让中共领导人十分尴尬，但他们却不能在5月中旬采取任何大的动作。
中共高层决定，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束为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访问前，暂时按兵不动。
作为记者团的成员，我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握手。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首先抵达，有人问她是否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各式各样的帐篷。赖莎说她并没有看到太多，因为当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通道穿行。此前，坊间盛传北京有一个庞大的秘密地下通道网。
戈尔巴乔夫离开北京后，中国领导人随即宣布戒严，禁止一切抗议、集会以及和新闻报道有关的大多数活动。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也被革职，其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5月19日，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动情地劝说学生撤离，但学生们拒绝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气氛异常紧张。 戒严部队收到接管广场的命令，但却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挡住了道路。6月2日，没有携带武器的军人多次试图占领广场，但都被学生们顶了回去。 6月3日晚，戒严部队带着武器回来了，并被告知，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开枪。
到了6月4日凌晨，军人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街道进行了清场。学生搭建的临时帐篷被付之一炬。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国际间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上百，甚至上千。
军队接管了市中心，并在街道上部署了士兵和装甲车。我的公寓距离天安门六公里。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坦克编队停在一个主要路口的立交桥上。
我去过天安门很多次。甚至在6月1日的晚上，我还和一位来自美国报业的同事前往那里。但我们觉得， 这时候两个外国记者出现在人群中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躲到一边，后来回到住所。
这也是为什么两天过后，当军队开进广场时，我不在现场的原因。 我采访了很多情绪激动的幸存者，包括一位美国教授。当军队向广场进发时，他藏在一座立交桥下逃过一劫。他看到子弹从身边飞过。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同样紧张。有关中共内部各派角力以及部分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传闻充斥坊间。 占领广场的军人撤离期间，军车在经过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居住的小区时，一些士兵曾向这些外交公寓开枪。万幸的是，大多数的外国家庭已经离开，所以没有人受伤。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了一场宣传攻势。当局试图让民众相信，是学生造成了动乱和暴动，整个事件只有少数人死亡，而且天安门广场上无一死亡。
6月1日那天和我一起前往广场的同事在6月3日晚间返回了广场。几星期后，她告诉我，她把当天的胶片送到香港冲洗。在收到照片后，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中国的宣传机器甚至让她自己一度怀疑，6月3日晚间在广场上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实。
在天安门屠杀后日子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接到了一连串的奇怪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我和翻译正在收看晚间新闻时候打过来的。听筒里面传出来的是一段批评美国之音的新闻音频。这段音频结束后，一个人用英语说，“你听到了吧！你听到了吧！”随后，电话挂断了。
还有其它的电话打进来。 这些听起来是事先准备好的。打电话的人会问，“这里是美国之音吗？”在我回答后，就会听到一连串的污言秽语，然后电话就挂掉。
到了6月14日，就在局势渐渐平息的时候，记者站的电话又一次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告诉我，北京市政府官员“召见面谈”，要我前往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办公室。当时，北京市政府是执行戒严令的主要机构。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很多国家部委的功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通常，涉及外国驻华记者的事务由外交部处理。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市政府，并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接待室。房间里已经摆好了照明设备和摄像机。我被告知坐在沙发上，一位面孔陌生的中国官员坐在茶几后的椅子上。看到他们已经架好摄像机，我也把自己的录音机取出来放在茶几上，这位官员随后开始讲话。
他首先宣读了一份声明，指责美国之音歪曲事实，违反戒严令有关新闻报道的限制。他指控我“非法采集新闻”和“煽动反革命暴乱”。最后，他命令我在72小时内离开中国。
我发表了自己的反驳声明，否认了他的指控。我告诉这位官员，作为一名记者，我本人和整个美国之音在这场民主运动和镇压过程中竭尽全力作出了最准确和最平衡的报道。我们随后结束了会面。
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官员要求我交出刚刚录音的磁带。经过一番交涉，我最后坐下来，把录音内容抄写在一张纸上，随后把磁带交给了他。
这位官员命令我在当天把护照送到当地一家派出所。在那里，一名警官吊销了我的居住签证，并给了我一个时效72小时的签证。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还收取了大约折合3美元的手续费。
这次被驱逐的经历让我短短地出了一把风头。当晚，很多朋友挤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临时新闻发布会。随后，世界各国媒体的采访电话蜂拥而至。
美联社当时的驻京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同一天被告知离境后，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合影。潘文现在供职于《华盛顿邮报》。
看起来，我被驱逐的原因是美国之音把真实发生的故事直接讲给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潘文被选为驱逐对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官员常常把美联社这个名字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另外，潘文的中文很棒，并且和很多学生关系密切。
三天后，我们搭乘班机飞往香港的时候，很多同事前来报道我们离境的消息。中国政府派出的一个摄像组则在候机大厅楼上的通道拍下了这一幕。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我有幸见证了历史。诚然，一个人的经历实在是微不足道。但这段经历让我重拾对中国民众精神的信心。这些普通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甘愿冒险，即使面对国家机器的压制、包括最后的武力镇压也无所畏惧。
此后的这些年里，我有机会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广场上报道过民主运动。开罗的解放广场、的黎波里的烈士广场，等等，还有今年我有机会亲临的基辅独立广场……抗议者走过的道路，何其相似！
对我而言，聆听他们讲述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见证他们在追求渴望时孤注一掷的执着，总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经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25年前临别北京的一幕。当时，我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电话突然响了。
“请问是美国之音吗？”
“是的。您是…”我有点警惕。
对方沉默了片刻，慢慢说到：“不要灰心。”
我愣了一下：“您说什么？”
“不要灰心。”
我屏住了呼吸，不知如何应对。最后，我只说了一句：“你也不要灰心。”
“好，好的。”对方挂断了电话。
和1989年相比，2014年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和充满活力的国家。过去的25年里，中国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千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渴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眼下，政治改革议题似乎再度销声匿迹了。但我毫不怀疑，有朝一日，中国人会象25年前那样，朝着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自由，再度勇敢地迈开大步。
北京距离基辅大约7000公里，但我选择了一条更迂回的路。这段旅程花了我25年时间。
今年5月的一天，我透过酒店房间的窗户望向基辅独立广场。广场上只剩下帐篷和仓促搭建的纪念碑，告诉人们，几个月前，广场上的人们为了民主走上街头，直面安全部队的暴力。
这番情景把我带到另外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座广场。
1989年，我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的工作进入了第二年。那时，天安门广场对于多数人而言，主要是一个旅游景点。
在政治层面，1987年的一场镇压似乎摧毁了中国学生试图策划的任何政治活动。政府将这些活动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因此解除了胡耀邦的中共总书记职务。
此后， 学生的诉求似乎停留在更小的层面，比如改善校园的伙食和居住条件。那时候，多数大学生希望早日完成学业，然后投身汹涌推进的经济浪潮。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人第一次被鼓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致富。
在这个大背景下，从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学潮让很多中国观察家、让中国政府、甚至让学生自己始料未及。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小型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并要求当局重新评价胡耀邦。 学生们认为，胡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他的下台和去世意味着改革受到了威胁。
小型的运动迅速蔓延， 与之相关的政治诉求也随之扩大。学生们要求推进经济改革，根除腐败，增加中共和政府的透明度。当然，他们也没有放弃改善校园条件等基本诉求。
然而，在人们谈论这场学生主导的民主运动时，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参与者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人。 从5月开始，抗议活动从北京扩散到包括各省省会在内的很多大城市。参与者也从学生扩展到工人、专业人士、甚至政府雇员。
我清晰地记得，当我乘车驶向天安门广场时，在一条小街被游行队伍挡住了去路。 车里的年轻同事海蒂（Heidi Chay）也是美国人，但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海蒂突然兴奋起来。
“停车！” 她说：“快看那些横幅！”
她指着游行者手中高举的横幅。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些人有的来自工厂，还有的来自政府机关、医院和其他“单位”。大多数的游行者是人到中年，略微发福的工厂职工，还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有些人身穿实验室制服和医院的白大褂。
人群刚一离开，海蒂就跳下汽车，径直向天安门方向走去。 我告诉司机赶快掉头开回记者站。一篇全新的报道已经开始酝酿。
抗议的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境外的媒体估算，连续两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数超过了百万。人们纷纷涌向那里，声援正在通过绝食来推进政治诉求的大学生。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广场上格外受欢迎。学生把短波收音机高高举起，以便游行的人群听到最新消息。还有的学生把美国之音的广播抄录成文字，张贴在各地的电线杆上。人们还向我打听几位赫赫有名的美国之音中文部主持人。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镇压会威胁正在现场报道的中文部记者于音（Betty Tsu）的安全，美国之音决定将她从前方撤回。
占领天安门广场让中共领导人十分尴尬，但他们却不能在5月中旬采取任何大的动作。
中共高层决定，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束为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访问前，暂时按兵不动。
作为记者团的成员，我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握手。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首先抵达，有人问她是否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各式各样的帐篷。赖莎说她并没有看到太多，因为当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通道穿行。此前，坊间盛传北京有一个庞大的秘密地下通道网。
戈尔巴乔夫离开北京后，中国领导人随即宣布戒严，禁止一切抗议、集会以及和新闻报道有关的大多数活动。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也被革职，其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5月19日，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动情地劝说学生撤离，但学生们拒绝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气氛异常紧张。 戒严部队收到接管广场的命令，但却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挡住了道路。6月2日，没有携带武器的军人多次试图占领广场，但都被学生们顶了回去。 6月3日晚，戒严部队带着武器回来了，并被告知，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开枪。
到了6月4日凌晨，军人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街道进行了清场。学生搭建的临时帐篷被付之一炬。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国际间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上百，甚至上千。
军队接管了市中心，并在街道上部署了士兵和装甲车。我的公寓距离天安门六公里。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坦克编队停在一个主要路口的立交桥上。
我去过天安门很多次。甚至在6月1日的晚上，我还和一位来自美国报业的同事前往那里。但我们觉得， 这时候两个外国记者出现在人群中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躲到一边，后来回到住所。
这也是为什么两天过后，当军队开进广场时，我不在现场的原因。 我采访了很多情绪激动的幸存者，包括一位美国教授。当军队向广场进发时，他藏在一座立交桥下逃过一劫。他看到子弹从身边飞过。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同样紧张。有关中共内部各派角力以及部分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传闻充斥坊间。 占领广场的军人撤离期间，军车在经过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居住的小区时，一些士兵曾向这些外交公寓开枪。万幸的是，大多数的外国家庭已经离开，所以没有人受伤。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了一场宣传攻势。当局试图让民众相信，是学生造成了动乱和暴动，整个事件只有少数人死亡，而且天安门广场上无一死亡。
6月1日那天和我一起前往广场的同事在6月3日晚间返回了广场。几星期后，她告诉我，她把当天的胶片送到香港冲洗。在收到照片后，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中国的宣传机器甚至让她自己一度怀疑，6月3日晚间在广场上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实。
在天安门屠杀后日子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接到了一连串的奇怪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我和翻译正在收看晚间新闻时候打过来的。听筒里面传出来的是一段批评美国之音的新闻音频。这段音频结束后，一个人用英语说，“你听到了吧！你听到了吧！”随后，电话挂断了。
还有其它的电话打进来。 这些听起来是事先准备好的。打电话的人会问，“这里是美国之音吗？”在我回答后，就会听到一连串的污言秽语，然后电话就挂掉。
到了6月14日，就在局势渐渐平息的时候，记者站的电话又一次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告诉我，北京市政府官员“召见面谈”，要我前往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办公室。当时，北京市政府是执行戒严令的主要机构。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很多国家部委的功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通常，涉及外国驻华记者的事务由外交部处理。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市政府，并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接待室。房间里已经摆好了照明设备和摄像机。我被告知坐在沙发上，一位面孔陌生的中国官员坐在茶几后的椅子上。看到他们已经架好摄像机，我也把自己的录音机取出来放在茶几上，这位官员随后开始讲话。
他首先宣读了一份声明，指责美国之音歪曲事实，违反戒严令有关新闻报道的限制。他指控我“非法采集新闻”和“煽动反革命暴乱”。最后，他命令我在72小时内离开中国。
我发表了自己的反驳声明，否认了他的指控。我告诉这位官员，作为一名记者，我本人和整个美国之音在这场民主运动和镇压过程中竭尽全力作出了最准确和最平衡的报道。我们随后结束了会面。
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官员要求我交出刚刚录音的磁带。经过一番交涉，我最后坐下来，把录音内容抄写在一张纸上，随后把磁带交给了他。
这位官员命令我在当天把护照送到当地一家派出所。在那里，一名警官吊销了我的居住签证，并给了我一个时效72小时的签证。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还收取了大约折合3美元的手续费。
这次被驱逐的经历让我短短地出了一把风头。当晚，很多朋友挤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临时新闻发布会。随后，世界各国媒体的采访电话蜂拥而至。
美联社当时的驻京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同一天被告知离境后，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合影。潘文现在供职于《华盛顿邮报》。
看起来，我被驱逐的原因是美国之音把真实发生的故事直接讲给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潘文被选为驱逐对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官员常常把美联社这个名字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另外，潘文的中文很棒，并且和很多学生关系密切。
三天后，我们搭乘班机飞往香港的时候，很多同事前来报道我们离境的消息。中国政府派出的一个摄像组则在候机大厅楼上的通道拍下了这一幕。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我有幸见证了历史。诚然，一个人的经历实在是微不足道。但这段经历让我重拾对中国民众精神的信心。这些普通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甘愿冒险，即使面对国家机器的压制、包括最后的武力镇压也无所畏惧。
此后的这些年里，我有机会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广场上报道过民主运动。开罗的解放广场、的黎波里的烈士广场，等等，还有今年我有机会亲临的基辅独立广场……抗议者走过的道路，何其相似！
对我而言，聆听他们讲述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见证他们在追求渴望时孤注一掷的执着，总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经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25年前临别北京的一幕。当时，我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电话突然响了。
“请问是美国之音吗？”
“是的。您是…”我有点警惕。
对方沉默了片刻，慢慢说到：“不要灰心。”
我愣了一下：“您说什么？”
“不要灰心。”
我屏住了呼吸，不知如何应对。最后，我只说了一句：“你也不要灰心。”
“好，好的。”对方挂断了电话。
和1989年相比，2014年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和充满活力的国家。过去的25年里，中国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千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渴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眼下，政治改革议题似乎再度销声匿迹了。但我毫不怀疑，有朝一日，中国人会象25年前那样，朝着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自由，再度勇敢地迈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