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去年历经新冠疫情、长江流域水患和猪瘟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中国近期宣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仍是丰收的一年，不仅将中国人均粮食的占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的新高(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的400公斤)，而且一扫外界对中国可能出现粮荒的疑虑。
对此，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否如实反映现况，外界难以评断。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牵动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可能会动摇到中共统治权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因为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也认识到，老百姓若“没饭吃，会闹事”。
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将“三农”问题列为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后，观察人士说，粮食安全之重要性尤其跃居中国“三农”问题之首。
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中国以稻米和小麦作物为主的口粮，也就是俗称的“米袋子”，就官方发布的产量数据来看，今年应该供给无虞，但仍要防范可能有的恐慌性屯粮或资本炒作来哄抬粮价、以及粮仓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警讯。
粮食安全无虞 防恐慌和资本炒作
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于晓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相较于新冠疫情，长江水患对中国粮食的生产影响较大。他估计，去年约减少了10%水稻的收成，但对全年谷物总产量的冲击相对还是有限。
在“米袋子”方面，于晓华说，由于两大口粮的自给率达95%以上，中国应不至出现粮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但他也提醒，若今年因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现恐慌性屯粮或资本炒作，以中国人口体量之大，谷物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
他解释，以中国全年总产量2亿多吨的稻谷折算出约1.5亿吨的食用米为例，等于每人全年可以买110公斤(每月10公斤)左右的米量。若因恐慌，每个人多买个10公斤，大米价格就会翻倍涨，又或是粮商趁全球疫情和外贸等因素炒作，哄抬粮价，这都是政府必须防范的警讯。
他说：“如果每个人一恐慌，每个人都多囤10公斤、多囤一个月，这就相当于把市场上10%的大米突然给买光了，(也)相当于市场上突然增加了10%的需求。这就会导致粮食价格爆炸了，可能涨一倍。”
根据中国农业部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面积年成长0.6％达17.52亿亩(约1.2亿公顷)，扭转了连续4年下滑的势头，总生产量则年增0.9%达1.339万亿斤（约6.7亿吨），且连续六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将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三增一平”，其中，稻谷、小麦、大豆都增产，唯玉米产量略减。农业部表示，粮食连年丰收下，又高位增产，“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牲畜饲料缺口扩大
但中国粮食在大豆(榨油和豆渣饲料用)的供需上有结构性的缺口，且缺口逐年加大，使得中国每年都必须在海外抢买大豆。据农业部的统计显示：光去年1-11月，中国就进口了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全年可能超过1亿吨。
除了大豆，玉米的缺口也很大。于晓华的评估，中国牲畜饲养所需的饲料，包括玉米和大豆今年仍可能有总计5000万吨的缺口，若进口不及，恐影响到生猪产量和猪肉供给，让中国俗称“菜篮子”(包含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需出现紧缺。
他解释说，中国前几年的玉米产量其实颇丰，进口量也多。但连两年猪瘟，使得生猪的产量急遽下滑，导致主要作为饲料的玉米也供过于求，价格大崩盘。为了调解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镰刀湾地区（黑龙江、吉林、河北至内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大幅减产数千万吨玉米之耕种。
然而，随着猪瘟疫情走缓，于晓华认为，生猪的库存已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未来1-2年，可能还会增长20-30%，因此，饲料的缺口就扩大了。他估计，约5,000万吨的缺口若无法补足，猪肉的供给就会比较紧张、也难有降价的空间。在此前提下，他预期，中国应会提高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所设定的、只课征1%关税的720万吨年度进口配额(配额外的进口关税高达60%)，以扩大玉米的进口。
中国社科院于去年八月所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面临粮食短缺1.3亿吨，谷物则将短缺2500万吨。其中，本地生产的三大主粮中，作为主要口粮的小麦与稻米不至于供给短缺，但是饲料作物玉米已经有不足的迹象。
不过，于晓华说，中国猪肉的价量供需就算失衡也只会是短期现象，最坏的情况是，老百姓吃不起猪肉或少吃点肉，应不至于酿成真正的粮食危机。
中国农业部也保证，元旦春节期间，中国“米袋子”和“菜篮子”重点品种供给总量充足、品种丰富，“城乡居民碗里不会缺粮缺油，也不会缺肉少菜。”
总体而言，于晓华预估，中国的人口和粮食需求应在2030年会稳定下来，总需求产量将达8亿吨，以目前6.5亿吨的年产量，还有1.5-1.7亿吨的年缺口。
粮仓管理不到位？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共将农业贸易作为国际博弈的手段和武器，因此，并不会期待以进口贸易来维持主粮的供给。在“饭碗要牢牢端在手里”的前提下，其对18亿亩(1.2亿公顷)种粮耕地红线的掌控越来越紧，他说，这代表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另外，毛国瑞说，中共对存粮的管理也扣得很紧，只不过，当中央下令清查全国粮仓的储备情况时，近几年却传出部分地区的粮仓相继失火的消息，这让人不禁对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存粮之管理和维护是否到位，以及中央对储粮一条鞭的管理是否有效，有所质疑，也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上的可能警讯。
相对于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四成，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罗竹平则说，中国的自给率高达九成应该是很安全的水位。只不过，中国人口太多，对肉类、海鲜的需求又高居全球之首，在美中交恶、美元续贬可能推升全球粮食价格的国际大环境下， 中国人要满足对酒肉等生活享受恐有不确定因素，虽然不喝酒吃肉，反而更健康。”
罗竹平向美国之音说：“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几乎都是用美元计价，美元贬值之后，什么东西都会涨，涨价的结果，可能你工资不会跟着涨，因为，经济不好，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话，那穷人就很惨，富人就不会怎么样。那你就少浪费，（中国）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
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要重启“光盘行动”，甚至要立法，强行禁止中国人对餐饮食物的浪费行径。“光盘行动”指的是中国政府早于2013年就开始提倡之餐饮节约、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也就是，进餐馆消费时，点菜要适量、剩餐要打包等习惯。
中国农业前景
罗竹平对中国农业的前景，看法乐观。他说，为了提高自给率，中国已跟俄罗斯租借了10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解决粮食的难题。
另外，中国的海水稻种植近期也首度开始上市销售。如果海水稻在各纬度地区的实验成功，他说，中国总量高达16亿亩的盐碱地，只要有2亿亩地，成功种出海水稻，就能养活1.6亿的人口，届时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可能可以朝100%前进。
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中存在的问题，即农民苦、农村穷、农业真危险，罗竹平对中国在农民精准脱贫上的成就予以肯定，尤其中国利用金流、物流和资料流的高科技，让部分极度穷困农村的农产品能对外销售、并提高产值，都让人看到中国农业的潜力。
习近平去年底宣示，中国已协助一亿人口脱贫，完成脱贫全面摘帽、迈向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过，据台湾自由时报道，《日经新闻》质疑，中国官方设定的贫穷线标准，即年收入4,000人民币(约612美元)，略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694美元贫穷线，而且中国自2016年以来耗资5,300多亿人民币(约818亿美元)来扶贫，却可能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变得更穷。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毛国瑞教授表示，北京政府推出了诸多政策、也投入了极高的行政资源和经费来帮扶农民、农村和农业，非常积极，也达到了相当多短期的成效。但他说，中共威权体制下的治理模式都是运动式、由上而下的政治化运动，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并设定数字考核标准，来动员整个官僚体系、并鞭策地方政府达成绩效。不过，他说，这种一条鞭式的管理方式，长期成效如何，却不无令人存疑。
脱贫结构性问题难解
以脱贫成效而言，毛国瑞说，若中央政府停止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很多贫困地区基于结构性的问题，可能很快就会返贫，除非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自生性财源能持续扶贫，又或者，靠近都市地区的贫困结构已经得到翻转。
他说：“中国大陆长期的农村贫穷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譬如说，你说，甘肃好了，甘肃的黄土高原，你说陕北，你不挖煤，你能干嘛？譬如说，像贵州这些地方它是长期性的结构问题。精准扶贫是真的投了很多资源......可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够靠完全是硬体建设，或者完全靠这种帮扶的方法来解决，那这就需要时间。”
在农业改革方面，毛国瑞说，中国走了40年，有一定的投入、一定的成效，但各地情况各异，也有难解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小农若把土地和规模集中转包给工厂化的农场来经营，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出现社会阶级分层的现象，这对号召“打土豪、平分土地”起家的共产党来说必然是条行不通的路。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策界有一派人士认为，中国并不适合走美国式、注重工业化生产效率、规模经济的农场发展模式，而是建议参考日本的精耕，以地方农会作为高附加价值生产模式和行销平台。不过，这二十几年来，中国集约化、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仍占上风，虽然这几年的农村振兴，万众创新的论述也是有稍微参考日本发展的经验。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则说，由于中国仍有5亿的农村人口，人多地少，因此，中国的农业问题不只是生产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农民的生计问题。他说，中国仍维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要让农民工即使返乡后、还能保有1.5亩的农地，“有饭吃、饿不死、社会不乱”，他说，这是中国农业兼具社会保障的功能。
返乡务农有饭吃 不闹事
后疫情时代，失业率增加。于晓华估计，约有2,000-3,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可能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返乡务农，虽然收入可能因此只剩六分之一，但务农耕作，仍可勉强维持生计，“有饭吃、别闹事”，这也是中共维稳的方式之一。
他说，中国的农改急不得，30年后，农民人口若只萎缩到只剩下1亿人的专业农工，中国政府也会以吻合人口和社会变动来动态调整其农改政策。
另外，污染问题也是中国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毛国瑞说，中国非常认真、投入资源、并建立法律配套要来解决农业污染或土地重金属的问题，但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积弊之深，已不是点状、而是面状的污染，非单一途径就可解决，而且产业链的结构问题也让污然源之处理变得更加棘手。例如，他说，中西部省份为了经济成长之目标，在非中央环境督察的时间点上，都很愿意接纳高污染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