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教育咨询机构所做的调查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文中指出，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县城就业，且就业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不过美国之音访问到的两位中国青年却认为县城里其实工资低、发展机会也少，该调查并未反映实情。4月中旬，重庆一间酒店的服务团队正准备接待来自德国的商务代表团，21岁的观光系本科生魏同学也是其中一员，他和所有参与产学合作实习的同学都绷紧神经，准备迎接这场硬仗。
毕业后进城还是下乡? 中国大学生焦虑
忙碌之余，魏同学却说自己和大部分即将大学毕业的同学一样，对未来感到很“懵”，陷入要在城市或县城就业的两难。
以重庆为例，青年就业必须在主城区和诸如云阳、奉节等县城之间抉择。魏同学表示城市岗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但县城的职缺技术含量低，难与本科专业匹配，且没有提升空间，令即将踏入社会的他很担心，自己学的旅游管理专长，却可能去服装工厂工作，因为“大材小用”是县城就业的常态。
相比魏同学的焦虑，中国高教咨询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蓝皮书》却称，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县城就业的比例上升明显，从2018年的20%上升至2022年的25%。
此外，就业满意度也在五年间提升9％；专业相关度的比例则稳定保持在70%。
《中国网》17日更称“一线大城市近年不再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职涯首发地”，反而掀起县域就业的新潮流，报导称“入乡就业”背后是地方政府红利的倾斜，与对理想生活追求的双重“加持”。
对此，魏同学无奈表示与现实有极大差距。他说，大城市的推力固然让很多毕业生留在离家近的本地县城，但县城工作机会少、工资低、产业贫乏，除了政府机构外，私企很难在当地发展。
再者，魏同学说，县城普遍负债，就业政策无法落实，很多青年只能做收入不稳定的日结临时工。就他所知，若非党员或公务员单位编制，没有人脉关系，很难得到资源，社会福利也轮不到年轻人。
魏同学告诉美国之音：“除非我是资源很雄厚，要么就是你是属于体制内的人，你的父亲辈是当官的那种官二代。上面不改变，我们是没办法了，就是我们想改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比我大一点的年纪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有些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在家里面躺平这种状态。我感觉这个未来就没有希望了，毕业即失业。”
调查指县城收入稳步提升 大学生叹: 张着嘴乱讲
魏同学还说，就连重庆也是物价全面上涨，工资却十年都没有涨过，在重庆主城区从事观光服务业的师兄师姐，月薪约人民币2,000至3,000元，县城工资却仅有1,000到1,500元。在他看来，官方数据就是“张着一张嘴乱讲”的虚假信息。
相比大学生的实际感受，麦可思数据显示，县城工作的本科毕业生月收入稳步提升，从2018年4,640元上升到2022年5,377元，两者间有不小的落差。
以他在重庆就读的学校为例，一班50名毕业生，顶多25人有就业机会，少数人能继承家产，剩下的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躺平。他们真实的感受是中国政府不会承认的“失业率高达50%”。
他表示，很多在上海、北京工作的朋友，过去收入不错，但现在经济不景气难生存，估计再硬撑两年也会陆续返乡。
在魏同学的生活经验中，留在县城是许多人迫于生活压力的无奈选择，他们努力后没有效果、对生活失去信心，只好放弃目标，选择躺平。
中国媒体有关“县城就业更具性价比”的报道也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博主烨磊新蕾说，“县城体制内就业不是想进就可以进去，教育医疗资源也不行”。
博主顽皮的郭贝勒也回应“县城就业岗位少，配套设施差都是硬伤，就算体制内，现在小地方降本增效更严重”。有网民回应“计算机专业回小县城工作，两年工作经验工资只有2,000元”。
北漂族:回不去农村却无法在城市落户 陷两难
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北漂族”苏小姐，婚后落户北京已经6年。她说，青年返回县城有两种情形，主动的是家族有财力支撑、被动者则是无法负担一线城市的生活。
至于她自己，苏小姐形容是“不会回县城”的那群人，因为家境贫困，留守家乡没机会，只能出来闯荡“殊死一搏”。
苏小姐告诉美国之音：“穷则远走他乡、富则守家待业，中国的下线城市是非常靠关系盘踞的，就是你在一线城市，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但在下线城市不是这样的。好的饭碗、好的机会、好的单位、它全都是靠关系去流动的。山东地区、东北地带特别重视这个，一线城市月入3万又怎么样？在他们眼里不如月薪3,000的公务员守家待业，铁饭碗吃到死。”
此外，中国社会的家族传统也成为独生子女返乡的原因。苏小姐说，她的一名大学室友毕业后在杭州工作，几年后应父母要求回到县城陪伴长辈。
当然，想留在一线城市立足并不容易。苏小姐指出青年月薪人民币1万元，扣掉基本开销所剩无几，迫使多数人在北京攒钱后，撤到二线城市；另外，北京和上海的户口限制政策也让许多年轻父母，为了小孩的教育资源，撤居下线城市。
就业市场颓废不振 青年逃离北上广
位于香港的IMC Talent猎头公司创始人徐大为表示，现在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缺乏发展红利，机会越趋减少，外地青年安家落户的可能性低。再加上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提供青年更多选择或“掉头转向”的机会。
对于当年众人趋之若鹜的一线城市，现在却失去吸引力，几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人士普遍认为是因为经济前景差、人才汇聚导致岗位竞争激烈，还有外资撤离造成失业率更严峻，从农村初到城市的社会新人人生地不熟，没有人脉牵线很难在大城市生存。
做为职业规划师，徐大为在为青年服务的海量案例中发现，30岁是许多年轻人考虑撤居下线城市或返乡的分水岭。
他们有的基于父母之命不可违，回到老家进入事业单位求安稳或接受家族规划的现成机会；有的是放弃仕途企图心或对大城市高收入的追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的想搭上县城发展的顺风车自我尝试。
徐大为说：“青年们其实有一股声音，逃离北上广。年轻人做出了去县城发展的选择。那现在的事实肯定跟大城市是有落差的，他们只是说甘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这种生活品质上的落差，去尝试、或者追寻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想要是找一个(工作生活)平衡点。”
徐大为认为，就业区域的转变与城市失业率息息相关，尤其疫情后，一线城市经济下滑，行业进行调整，“降本增效”的结果是裁员和停止招聘，整体就业市场越加艰难。
与此同时，徐大为说，随着“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和青岛的崛起，带动产业迁移，像是新能源行业转移至安徽、云存储行业落脚贵州，都意味着释出大量人才的需求。
然而在县城就业要面临许多挑战，例如薪资待遇较低、生活便利性较差、职场环境边界感模糊；再者，县城工作机会多需进入体制，要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的机制。
此外，比起大城市，在小县城工作更需要费心经营事业单位的人际交往关系，因此徐大为说，县城就业并不适用于所有年轻人。
徐大为分析，扭转青年就业形势的指标，不仅要看国家经济振兴和产业利好政策，也要等待行业调整结束的时机。
他举例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就业市场震荡，持续到2009年第三季，反观现况则是从去年至今的行业“降本增效”还没恢复，因此短期内仍是颓废的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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