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4年发生了争取真普选的长达79天的公民抗争行动，也就是所谓的雨伞运动。时过将近三年，8月17号星期四，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主导那场占领运动的三位前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及前常委罗冠聪，强闯政府总部公民广场案，依参与非法集会，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判处有罪，改判六到八个月的监禁。 被称为双学三子的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去年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但港府律政司认为刑期太轻，要求将三人判监收押。最新判决书表示，原审裁判官判刑明显过轻，法庭判处的刑罚必须具有足够遏阻力量，防止重犯以儆效尤，阻吓他人不要模仿，而适当的刑罚就是即时监禁。
这个改判引发香港民众强烈反应，国际舆论哗然，8月20日，数万名香港民众在高温下走上街头，声援被判刑入狱的双学三子和其他多名社会运动抗争者。与此同时，纽约时报8月15日发表社评表示，如果双学三子被改判监禁，此事件将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中国对香港意图的警觉。过几天，纽约时报8月18号发表文章，支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香港的年轻政治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共同主席，马克·鲁比奥参议员和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该判决。鲁比奥参议员说，“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和其他参与雨伞运动的抗议者是令人敬仰的民主领袖，不是应该服刑的罪犯。”
针对这个判决，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假以时日，许多人预期这三人会成为香港公民社会的领军人物，尤其是黄之峰，他们看到他在香港未来社会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能量。他想，从北京到港府，可能想通过这样的动作来遏制香港反对力量的成长。
王丹在判决后第一时间就公布了一封给黄之锋的公开信，信中建议黄之锋在狱中多读书，多锻炼身体并进行深入思考。王丹说，
他觉得作为一个政治犯做监狱，一个就是注意身体，如果在监狱里把身体搞坏了，这是最划不来的。第二个，他觉得读书很重要。既然已经坐牢了，那就把每一分钟都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坐牢变成对生命和时间的浪费。这是作为政治犯最大的一种抵抗。他当年坐牢时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只是想本着长辈的心态把这种经验告诉黄之锋。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表示，双学三子若判监禁，此事件将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这的确是香港回归以后的一个分水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王丹分析说，在黄之锋等人被判之前，中共对香港的管治基本上是间接管治，是通过港府来管治，这次，港府刚开始的判决并不是判刑入监的，这是一个改判的结果，他相信外界有充分理由怀疑甚至认定，这是来自北京的意思。从这点可以看出，北京已经不再满意港府的管治，黄之锋的被改判可以说，在香港已经没有港府，港府只是一个傀儡机关。他说，过去说一国两制已死，但没有证据，这次已经是证据确凿。所以改判这个“改”字具有里程碑意义，证明北京已经直接控制香港。
关于台湾方面如何对双学三子被改判入狱做出反应，中华财金法学会秘书长吴汉认为，台湾政府和政治人物对这件事情没有很具体的论述。他想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台湾在这些议题上都使不上力，因为两岸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档的状态。而且在这个之前，正好上半年台湾对于太阳花学运也做了判决。依据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原则，判当年太阳花的学生们都是无罪的。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立场和看法。香港目前还是必须要接受中国大陆威权的一种形式。台湾基本上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尽管大家对于太阳花学运占领政府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当法院判决出来之后，大家都尊重法院判决的结果。
王丹作为六四学运学生领袖，在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也到现场支持，另外也是香港雨伞运动的支持者，他表示，这几年港台公民运动彼此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太阳花学运期间，香港雨伞运动一些主力的参加者都飞到台湾在立法院周围做观察，试图学习一些公民运动的方式。港台两地相互影响了是很明显的事实，而这是北京当局非常忌惮的事情。王丹说，台湾对此时反应不是很强烈。对这点他表示非常的遗憾，虽然民进党发表过很多声明，但他希望声明可以更强烈一些。
针对有香港年轻人对上街游行的用处和意义感到悲观，王丹说，他同情和理解这么说，但他相信，上街的人数只要足够，这样的政治能量是不一样的。那些认为上街没有用的朋友，其实应该动员更多的人上街，可能就会变有用。第二，如果上街没有用，那能做什么？他希望这些批评上街没有用的朋友，拿出建设性方案不要只是批评。上街用处可能没那么大，但不上街会有用吗？不上街可能更没有用。他支持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诉求。虽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但还是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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