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只聚焦于中国，而不是华裔美国人；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内部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任何人单纯因为其族裔而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目标。
为了应对来自北京当局越来越大的竞争与挑战，美国各情报机构近年来也逐渐将工作重点聚焦于中国政府及其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在核武、地缘政治以及新冠病毒源头等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内容，并且为此目的而新设或新建了多个中心和计划。
尽管美国两党都支持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民权人士和团体则担心美国强化对北京的情报监控和收集有可能让华裔美国人遭受池鱼之殃。美国情报界首长也坦承，华裔美国人的电话通讯以及电邮也有可能被监听和收集，从而引发对华裔美国人公民自由遭受侵犯的关切。
美联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举例说，那些在中国有亲戚和朋友的华裔美国人在与这些人联络时，他们的通话和电邮都有可能成为情报收集的目标，虽然部分出于对这些人公民自由遭受侵犯的关切，情报机构不能量化这类情报收集的频率。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应国会立法的要求于5月31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法律非常清楚，任何美国情报机关或相关机构都不能依据任何美国人的族裔背景而对其进行情报监控活动或作出是否雇用的决定。
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的政策和程序反映了对保护隐私、公民自由以及公民权利的适当关注，但还是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确保所有美国人，包括华裔美国人隐私、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建议。
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对情报机构雇员扩大进行反下意识偏见培训，以及在情报机构内部重申，联邦法律禁止单纯基于某人的族裔背景而将其列为监控或情搜目标。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部分公民实施歧视的先例。二次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曾被迫迁入拘留营中；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非裔美国人领袖曾被监控；而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清真寺也曾被纳入情报机构的监控视线内。华裔美国人遭受美国政府歧视的历史更久，从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就开始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单一族裔明确实施移民禁令的法律。
美联社引述“亚裔美国人联邦雇员非歧视组织”（AAFEN）共同创办人阿里安妮∙翁（Aryani Ong）的话说，亚裔美国人有时“并未完全被信任为忠诚的美国人”。她认为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这份报告的发表，将有助于就她所称的公民权利与国家安全交集问题进行对话。
翁女士和其他社运人士还提到以反击北京经济间谍和骇客活动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司法部的“中国倡议”计划。司法部在好几起针对美国大学校园中亚裔教授的起诉失败后，已经将“中国倡议”这个名称取消。
“我们经常听到所谓我们不能削弱我们国家安全的说法，好像捍卫亚裔美国人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对立，”身为印尼裔和华裔的翁女士说。
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监听监控国内外通讯的授权和能力，正如其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泄露的机密文件所展示的一样。但是，如果要对任何新的外国目标实施监控，必须要有两人认可才能进行。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有时美国公民的通讯资料遭到收集，是因为他们联络的对象正好是受到美国监控的外国目标，因此成为“附带”被收集的对象。美国情报机构在收集外国通讯时，也会收集到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讯或电邮。
美国国家安全局根据美国法律和情报指南，必须屏蔽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如果发现美国公民可能有问题，则要交给联邦调查局（FBI）去处理。
美国联邦调查局无需法院的授权就可以查阅、检视国家安全局收集到的情报资料。民权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这方面的调查不成比例地以少数族裔为目标。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华裔美国人资料“可能面临升高的附带被收集的风险”，其他与中国有生意或与中国人有私人关系的非华裔美国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央情报局（CIA）去年年底曾向雇员发布新的指示，要求他们少用“中国的”来描述中国政府。指示要求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北京”来描述中国政府，而使用“中国的”来描述人民、语言和文化。
“清楚表明我们关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很重要，这不是关于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或亚裔的美国同胞，”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表示。“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