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作为海外反对派运动领袖人物的王军涛，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被当局以“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要犯”判刑13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来美后，他仍寻求在体制允许范围内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回国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中，王军涛讲述了他在六四中的“黑手”角色，以及他如何由异议学者转变为反对派领袖的心路历程。
*天安门抗议中的老学运领袖*
1989年天安门学潮来临时，30岁的王军涛已是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学运领袖了：“我们都希望一方面学潮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另一方面结局应该是全面改革，而不是镇压。”
王军涛17岁就因参与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被拘留。之后他经历了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与陈子明一起创办社会经济研究所。
*促成对话、建立机制*
在第二次天安门运动中，他促成了学生领袖与开明派官员的对话；在当局戒严、学潮显出无法管理弱点时他再入广场，为建立稳定广场的机制、学生撤出广场而努力。
*坐牢后仍想做“新兴专业力量” *
六四镇压后，王军涛被以颠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他获保外就医来美。牢狱折磨并没有使他变得更激进。他没有选择加入海外民运，仍对在体制允许空间内实现转型寄予希望，认为下一步主要靠“新兴的专业力量”。“做出这个判断后，我说我们的人要去读书，要在转型的关键领域中要做排头兵。”
*“是你逼我反你”*
但事实并非如他所料。从哈佛和哥大读完硕士、博士后他发现“多数精英分子都去分赃了”，他被诬陷为台谍，当局的维稳机制也粉碎了他的回国梦。“我开始想跟他们沟通，后来发现不行…，你逼我反你，我现在跟共产党不共戴天就是我想做中国人你不让我做。”“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维稳机制维到什么地方谁就是它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办法自我解决问题了，在这样一个暴力维稳的机制下。”
*打造反对力量*
2010年，处于低潮中的海外民运有了一位新的行动型领袖。王军涛当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我就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力量，能够做一个，打造一个象征性的反对力量。这个力量在它承诺改革之前要鲜明地把中国的方向说出来。”
从此，纽约街头成了王军涛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
在纽约时报广场模拟牢房里的王军涛说：“王炳章博士现在在中国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
*反对活动的意义就在于象征*
残酷的现实是25年后海外反对派被极大边缘化，而反对的对象却日益强大。王军涛所坚持的反对活动意义究竟何在？“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全是象征，在打造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在未来的一个关口……到政府开始要转型的时候，这个时候掌管实际资源的人要在新的体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时，他要漂白自己，他需要在反对运动中找象征人物跟他结合打造新的政党格局，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机会。”
*老人走了，没有儿子送行太惨了*
和其他异议人士一样他被阻于国门之外。尽管他在美国有温馨的家，却对远在天边的双亲无法略尽做儿子的孝道。日前代表母亲前来探亲的妹妹王雪淑说，他们的父亲2008年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时，家属曾请求当局允许她哥哥回国。
“但是从08年到13年我父亲走，这么多年，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没有实现……老人走没有儿女的送行，太悲惨了！活着的人也难受。离去的人也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但王军涛说，做悲剧英雄并非他的选择，对现年55岁的他来说唯有一个字，“做”就是了。“你解释没意思。就是把自己弄一个悲剧英雄、道德高度，这都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做事来说没有意思，所以我想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我是个很随便的人。说实话再把我现在生活水平降低一半我也可以活的很快活，只要我觉得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天安门抗议中的老学运领袖*
1989年天安门学潮来临时，30岁的王军涛已是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学运领袖了：“我们都希望一方面学潮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另一方面结局应该是全面改革，而不是镇压。”
王军涛17岁就因参与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被拘留。之后他经历了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与陈子明一起创办社会经济研究所。
*促成对话、建立机制*
在第二次天安门运动中，他促成了学生领袖与开明派官员的对话；在当局戒严、学潮显出无法管理弱点时他再入广场，为建立稳定广场的机制、学生撤出广场而努力。
*坐牢后仍想做“新兴专业力量” *
六四镇压后，王军涛被以颠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他获保外就医来美。牢狱折磨并没有使他变得更激进。他没有选择加入海外民运，仍对在体制允许空间内实现转型寄予希望，认为下一步主要靠“新兴的专业力量”。“做出这个判断后，我说我们的人要去读书，要在转型的关键领域中要做排头兵。”
*“是你逼我反你”*
但事实并非如他所料。从哈佛和哥大读完硕士、博士后他发现“多数精英分子都去分赃了”，他被诬陷为台谍，当局的维稳机制也粉碎了他的回国梦。“我开始想跟他们沟通，后来发现不行…，你逼我反你，我现在跟共产党不共戴天就是我想做中国人你不让我做。”“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维稳机制维到什么地方谁就是它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办法自我解决问题了，在这样一个暴力维稳的机制下。”
*打造反对力量*
2010年，处于低潮中的海外民运有了一位新的行动型领袖。王军涛当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我就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力量，能够做一个，打造一个象征性的反对力量。这个力量在它承诺改革之前要鲜明地把中国的方向说出来。”
从此，纽约街头成了王军涛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
在纽约时报广场模拟牢房里的王军涛说：“王炳章博士现在在中国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
*反对活动的意义就在于象征*
残酷的现实是25年后海外反对派被极大边缘化，而反对的对象却日益强大。王军涛所坚持的反对活动意义究竟何在？“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全是象征，在打造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在未来的一个关口……到政府开始要转型的时候，这个时候掌管实际资源的人要在新的体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时，他要漂白自己，他需要在反对运动中找象征人物跟他结合打造新的政党格局，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机会。”
*老人走了，没有儿子送行太惨了*
和其他异议人士一样他被阻于国门之外。尽管他在美国有温馨的家，却对远在天边的双亲无法略尽做儿子的孝道。日前代表母亲前来探亲的妹妹王雪淑说，他们的父亲2008年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时，家属曾请求当局允许她哥哥回国。
“但是从08年到13年我父亲走，这么多年，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没有实现……老人走没有儿女的送行，太悲惨了！活着的人也难受。离去的人也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但王军涛说，做悲剧英雄并非他的选择，对现年55岁的他来说唯有一个字，“做”就是了。“你解释没意思。就是把自己弄一个悲剧英雄、道德高度，这都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做事来说没有意思，所以我想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我是个很随便的人。说实话再把我现在生活水平降低一半我也可以活的很快活，只要我觉得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