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息。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争议。这场争端已经影响到海上航运以及海底资源的开发。美国之音正在播出电视系列片《南中国海争端》，从区域安全和地缘政治等不同角度来看看这场激烈交锋是否会引起以一场新的战争，以及国际社会应如何努力来防止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进一步恶化。请看第二集：历史依据，由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带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看南中国海争端。
*南中国海是“复杂之海”*
南中国海素有“复杂之海”的称号，历史主权证据的含混、国际法地位的缺失以及多国主权声索的重叠促成了当今南中国海形势波谲云诡的局面。
但是中国素来认为，南中国海其实并不“复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按照北京的说法，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最早管理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出版的历史典籍认为，汉代先民已发现南海诸岛，唐宋时期出现了专指这些岛屿的古地名，元代将这些岛屿纳入行政管辖，明清时期南海便已列入中国版图。
但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不认同中国的历史证据。菲律宾为配合在国际法庭的告诉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指出，中国的所谓历史证据完全是编造的。
菲律宾的电视片说：“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并在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抵达这一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
×西方殖民者的探险导致南中国海的归属更为复杂×
淹没在久远岁月中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零散而模糊，就是有充分记录的近现代史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直到18世纪中叶，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岛礁都还被认作是无主资产。1843年，英国船长理查德•斯普拉特利宣称发现了南中国海南部的岛礁，并以他的姓来命名，称之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1933年，法国殖民者抵达南中国海，并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和普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作为回应，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1935年，民国政府所属的“土地水利地图勘查委员会”绘制了一幅南中国海地图，其中包括由11段线组成的U字形领海分界线，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南海九段线”领海主张的基础。
二战爆发后，日本军队于1939年进入南中国海，并把一些主要岛屿建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宣称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于1948年出版了1935年绘制的地图。
*旧金山和会未能解决南中国海主权问题*
1951年联合国召开的旧金山和会决定如何处置日本占领的地区。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阮兰英博士在美国亚洲学会举办的南中国海争端国际研讨会上说，由于冷战等多种因素，旧金山和约并没有真正解决南中国海岛礁的归属问题。
她说：“在那次和会上，南越政府的总理正式提出了对普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要求，而苏联建议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应交给中国。与会的58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反对苏联的建议。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反对多数意见，要求把这两个群岛的主权交给中国。鉴于种种这些争议，旧金山公约第二款第F条只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即日本放弃对两个群岛的所有权利和主权要求，而对这两个群岛没有其他的说法。”
*旧金山合约埋下南中国争端的种子*
正是由于旧金山和约在处理日占领土问题上的悬而未决和模糊不清，埋下了日后南中国海争端的种子。阮兰英博士认为，旧金山和会没有能够就南中国海岛礁归属的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南中国海冲突打开了大门。
她说：“越南对这种形势的解释是，和会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表明法国原先对南中国海诸岛礁的占领和主权要求仍然继续有效。中国的立场认为法国的殖民占领无效，宣称它对南中国海两个群岛的主权依据是收复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而菲律宾则把这种形势解释成南中国海为无主资源，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由岛屿。”
*南中国海被各声索国瓜分*
从旧金山和会前后一段时间开始，南中国海岛礁各声索国开始加紧提出主权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变为行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继承了民国政府的主张，宣布对南海诸岛拥有全部主权。北京后来于1953年对越南做出一定的让步，将民国政府的11段线海疆改为9断线。越南宣布脱离法国殖民统治，但继承前宗主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屿的主权要求，宣称西沙和南沙群岛属于越南。菲律宾声称它有权拥有部分日占领土的主权，并于1956年占领了南沙群岛靠近菲律宾沿海的几个岛屿。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不甘落后，也先后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
*历史依据能否成为主权要求的基础？*
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历来注重历史依据，主张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但前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尼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认为，南中国海的历史背景给原本就错综复杂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增添了进一步的麻烦。
他说：“有些国家拥有持续千年的详尽的历史记录，而有些国家的历史却没有充分记载，但其有关南中国海活动的传统却和历史记录同样属于有力的证据。有些主权要求建立在模糊大概的基础上，有些则以历史记录为基础。如何对待这种几个世纪以来质量不均衡主权要求，这在处理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芮效俭指出，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证据方面的复杂因素，美国才主张在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问题时要以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为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侧重历史证据的立场表示理解。
他说：“中国宣称它在南海的存在远早于国际法的形成。这种主张必须予以一定的重视，因为国际法不能追溯它形成之前的事情。我不是律师，但我认为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李显龙强调，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不同的国家有大有小，结果不能仅以国力强弱来决定。他说：“国际法必须在解决纠纷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