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国会山受到暴力冲击后，一段网络视频引起了社交媒体中文圈用户的关注。
“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但是没有看到参议员和众议员在哪里，” 视频的拍摄者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说道。他站在国会建筑内，用手机拍摄着四周已经冲入大楼的抗议者们。（美国之音尚未独立核实该视频拍摄者的身份，故不使用网络上流传的姓名）
参与国会山冲击的闹事者相信2020年大选中出现了大规模舞弊现象，认为前总统特朗普的选票被窃取，修改，或者翻转。这些没有事实基础的指称已经被证伪，超过60件挑战选举结果的法律诉讼几乎全部被法庭驳回(dismiss)、否决(ruled against)、或发起人主动放弃(dropped)。
但有关大选的不实信息和阴谋论仍然在流传，并渗透了社交媒体的中文圈。一些华文媒体人和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文信息圈的事实核查规模和质量远不如英文圈。而海外初代华人移民的政治倾向、社交媒体对中文谣言的松懈管理等也是造成中文圈在大选期间被不实信息入侵的原因。
一些人担心，如果放任假消息和阴谋论的传播，影响到民众在选举政治领袖时所需信息的质量乃至真伪，这将对民主制度的根基带来威胁。
大选期间不实信息漫延
生活在纽约的钭江明曾为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工作，媒体从业经验超过20年。他目前主编的微信公众号“纽约时间”是一个以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为目标读者群的新闻平台，目前的订阅人数超过六万，每月的阅读量超过90万。去年2月才创办的这个公众号一共由四个人在运营，原本的定位是报道纽约当地新闻。不过随着新冠疫情席卷美国、大规模种族正义示威、总统大选相继发生，“纽约时间”逐渐把报道范围扩展至全美。
“纽约时间”的主笔詹涓也曾在南方报业集团就职，后来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媒体的中文网工作过。
她说，在乔治·弗洛依德之死而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进入高潮后，社交媒体中文圈出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不实信息。她认为这场社会运动与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密切相关，于是她开始在“纽约时间”上时而做一些事实核查。
但在去年秋天的大选季开始后，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猛增，事实核查正式成为了”纽约时间“的一个专栏。专栏的出版频率不定，有时一周一次，有时每天都有。
不过钭江明坦言：“辟谣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量不成正比。”
他举例说，“纽约时间”阅读量最高的一篇事实核查文章有超过四万的阅读量，但包含不实信息的文章阅读量“十万加是常态”。
谣言不仅阅读量高，传播范围也广。
“找虚假信息不难，” 钭江明半开玩笑地说道。“不需要找它，它来找你。”
詹涓也说，要知道什么样的虚假信息在流传，只要去各大华人论坛看一眼就全部知道了。
她举例说，大选期间特别主流的一个谣言就是“拜登曲线”。“拜登曲线”的出处是政治数据统计网站“538”(FiveThirtyEight)的一张图表，显示在大选计票进行中的第二天凌晨，拜登在威斯康辛州的得票数突然出现大幅上涨，反超了此前领先的特朗普，最终赢下了这个战场州。随后，这张图表被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用来当作选举舞弊的证据，称拜登得到的票数是凭空捏造。
事实上，帮助拜登反超的是来自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提前投出的选票(absentee ballot)。密尔沃基市的选民一直偏向民主党，而今年参与了提前投票的选民中民主党人士居多，所以密尔沃基的提前选票中拜登占优势并不反常。
此外，这些选票也没有“突然”出现。密尔沃基市在选举日当天就开始了对提前选票的计算，但威斯康辛州法律规定，提前选票的结果必须等计算结束后一次性汇总，所以出现了图表上“突然”的大幅上涨。
包括美联社、路透社、还有538网站自己都对“拜登曲线”做出了事实核查与辟谣，但这张图表和伴随它的不实指称在网络上依然不断漫延，中文圈里也不例外。
詹涓说，“拜登曲线”是她认为最难澄清的谣言之一，无论怎么去解释，还是有许多人相信那是选举舞弊的体现。
“用各种各样的事实、理论、采访做基础，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她说。
大选期间各类有关大规模舞弊的不实指称谬种流传，而1月6日的国会山冲击事件后，不实信息再度大量散布中文圈。
不少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称，冲击国会山的并非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是左翼运动“安提法”(Antifa, 反法西斯Anti-Facist的简称)的成员，并提供了一张看似来自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视频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写道“安提法宣称对冲击国会山负责”。路透社已经对此进行了事实核查，发现截图为捏造。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表示，冲击国会山的抗议人群多来自右翼组织，而不是“安提法”。
另外，也有广为阅读转发的贴文称，民主党进步派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前一天鼓励她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并给出了一张来自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的截图，显示她指导抗议者如何保证自身安全。事实上，那张图片并非捏造，但发布时间是2020年5月底，当时正值“黑人的命也是命”大规模抗议发生期间，与今年的国会山冲击事件毫无关联。
不实信息在中文圈的“本土化”
大选期间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绝大多数并非原创，而是来自英文圈。詹涓说，她观察到，许多在脸书等网站上出现的英文不实信息，几乎在一天之内就会在中文平台上散播开来。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对美国之音解释了这当中的传播链。
他发现，当英文不实信息出现后，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一些中文用户会对其进行翻译。这些人一般生活在中国境外，或有能力轻易翻越中国监管互联网的“网络防火墙”。 当这些信息被翻译后，一些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拥有大量观众的中文自媒体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广这些不实信息。很快，这些信息就出现在包括微信和微博在内的“墙”内平台上。而“墙”内的中文用户在消化这些信息并进一步做出添油加醋式的改动后，再被“墙”外的中文用户吸收，形成二次传播。
“内销转出口了，” 林垚说，“所有这些谣言最后都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混合在一起。”
不过，英文圈与中文圈在对不实信息进行筛选时，侧重点并不同。中文圈最受欢迎的不实信息多利用了海外华人关注或为之焦虑的社会议题。
詹涓举例说，她在事实核查时，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公开场合吸食大麻的照片。
她说，通过谷歌的图片搜索很轻易就能发现那张照片是经过后期处理的伪作，但这样的图片非常能引起华人的情绪反应。
“华人既是反毒品，或是反软性毒品，然后对女性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虽然说我们的常识会觉得一个政客是不可能在一个公开场合吸大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常识对他们就是失效的，” 她说。
包括第一代移民在内的海外华人不少是为了脱离中国政府的威权统治而移居海外，大多对中国的人权等问题上持非常尖锐的批评态度。他们对共产主义理念大致所处的左翼政治光谱保持强烈警觉，认为拜登和哈里斯所代表的民主党温和派是“极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实信息也利用了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美国所谓“左倾”的担忧。
在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后，有媒体照片拍到拜登的身边紧跟着一位东亚裔面孔的男子。在推特的中文圈里，立刻有不少用户称此人可能是中国安插的特工。
事实上，他叫大卫·周(David Cho)，是韩裔美国人，特勤局专员，负责拜登总统的个人安全。此前他也曾负责过前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的安保工作。
另外，中文圈在大选初期传播火热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硬盘门”。当时，前纽约市长、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称他获得的移动硬盘里有能够证明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以公谋私的证据，不过却一直没有提供基于事实的支撑材料。
该“爆料”中最吸引中文圈目光的是拜登在卸任副总统后，从儿子亨特与中国的生意中获利的指称。亨特不久前透露自己的税务状况正接受特拉华州检察官的调查，并未涉及他的父亲。
阴谋论驱动不实信息的传播
在源源不断的不实信息背后常常有着一整套阴谋论的支撑。
“虚假信息是相对独立的，但阴谋论是一整套看待世界的方式，”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美国之音说。
他表示，阴谋论的信众相信这个世界的背后存在某种势力的操控，即“背后有一盘大棋”。阴谋论者善于从并不相关的事件和信息中寻找联系，拼凑出耸人听闻的画面。一些经典的阴谋论包括指认暗杀肯尼迪的“真实黑手”、美国登月系伪造、911恐怖袭击为自导自演等等。
2020大选期间，英文圈最具影响力的阴谋论莫过于“匿名者Q”即QAnon，发起者是一名自称Q的匿名人士或组织，Anon是英文单词“匿名”Anonymous的简写。Q及其追随者相信，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以及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和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等娱乐界明星、还有几位宗教领袖等都是一个全球人口贩卖集团的成员，他们崇拜撒旦，拐卖儿童，并通过吸食儿童的血液延长生命，而前总统特朗普是消灭这个集团的唯一希望。
这些指称并没有事实依据，极少数人完全相信这套世界观，更多的人相信其中的某些成分，比如美国实际由一个包含了两党精英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而不是民选官员在控制，深层政府会竭尽全力推翻特朗普的合法执政。1月6日冲击国会山的抗议者不少就是QAnon的信众，他们认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也是深层政府通过选举舞弊而造成的结果。
经过翻译，QAnon已经渗透进入了中文圈。除了“墙”外平台推特、脸书、YouTube外，微信上也有一些公众号也对QAnon进行了正面推广。
方可成认为，不实信息和阴谋论之所以在中文圈产生了比在英文圈更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在于许多海外华人都非常支持对中国强硬的特朗普，认为他是打击中共的唯一人选。他们也容易被“一盘大棋”的叙事模式吸引。
方可成说，每个人都存在认知偏差，更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当你决定把‘我一定要支持特朗普’当作大前提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性地去吸收对你的既有想法有利的信息，所以他们就更可能被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舞弊的阴谋论吸引。”
政治学者林垚认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在内，部分海外华人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体制等方面的了解并不深入，或是比较片面，让他们更容易被不实信息迷惑。
中文信息圈缺乏事实核查
2020大选期间，美国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政治》(Politico)、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都对来自社交媒体和政治人物的言论持续不断开展事实核查。而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也对有关大选的不实或未确认信息进行了标记，并同时提供更权威的信息来源。
虽然不实信息大量传播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方可成认为，各大英文媒体和平台都对不实信息采取了较以往更为积极的行动，所以2020年大选期间谣言的猖獗程度总体上低于2016年。
不过中文世界事实核查的规模和系统性远比不上英文世界。
“纽约时间”主编钭江明透露，除了“纽约时间”外，在中文信息圈做事实核查的平台大多是几个微信和微博帐号，他们能够带来的影响还比较有限。
林垚认为，在“墙”内平台进行事实核查面对着审查的风险。
“你如果一不小心写出格了，被举报了，被删除了，你这个文章的功夫就白费了，” 他说。
此外，和英文圈相比，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的管理相对较弱。脸书和推特很少对中文不实信息进行标注。
“(英文平台)不太在意中文圈的信息质量，” 方可成说。“它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管...因为本身华人选民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发挥不是太关键的作用，所以就算信息很猖獗，误导了华人选民，对美国大选的最终影响可能也忽略不计。”
林垚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说：“毕竟是美国公司，它们的工作重点放在英语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公民社会可以在这个方面向它们施压，这个其实是多元化政策的一个重点。”
而在“墙”内平台，有关美国大选的不实信息不太可能成为政府网络管理的首要目标。
方可成说：“微信、微博不会来管这个。因为很多的假新闻是把美国的民主描绘成很黑暗的，描绘成一个很混乱的样子。这个显然是中国政府想要看到的。”
驱散不实信息前路漫漫
事实核查可以解答一些普通新闻阅读者的困惑。但媒体人和专家发现，如果一个人阅读了大量不实信息，或成为了某种阴谋论的追随者，那么事实核查不仅不会起到澄清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加强他们对阴谋论的坚信不疑。
中文圈的一些用户已经不再相信曾被他们认为独立客观的美国主流媒体，把美国主流媒体和中国的官媒做类比，认为真正的事实只能从小道消息中获得。
钭江明说：“比如我们告诉读者说，你们应该去多看一些主流媒体、专业的媒体提供的信息，但是现在连这个最基本的共识都没了。很多人认为主流媒体就是fake news(假新闻)。当连这个最基本的共识都达不到的话，这个事会变得特别困难。”
他建议《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加强透明度，展示他们在做报道时所采取的严谨步骤和流程，强化读者对报道内容的信赖程度。
方可成也说，事实核查对于争取还没有被阴谋论说服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
“但是对已经对阴谋论深信不移的人来说，他们肯定不会被你的事实核查影响的。他们已经把这些做事实核查的机构列为deep state(深层政府)的一部分了，从根本上质疑了事实核查的可信度，” 他说。
方可成建议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学习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从源头上避免被阴谋论蛊惑，但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他更担心的是阴谋论对民主制度的伤害。
他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人民可以投票选出自己的政府呢，选出自己的国会呢？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民可以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当我们所有人都做出理性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的投票就能选出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府，这是我们为什么相信民主的最基本的一个假设，但是虚假信息的流传使得这种假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大家如果投票的时候，基于的信息是假的，是不存在的，那整个社会通过投票选出的议员也好，总统也好，可能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
对于能采取什么方法应对中文圈不实信息的问题，林垚建议开设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以外、不受北京审查的事实核查平台。钭江明希望美国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能够把更多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信息来源，而不仅局限于与华人相关的话题。
方可成认为，无论最后采取的方法是哪些，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古希腊的时候，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广场，在圆形广场上大家一起来讨论事情，但现在我们最主要、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就是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我们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有利于我们这个民主制度的运转。当我们有更多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些更好的社交媒体平台，更能支持准确信息的流传、理性的对话、互相的了解、共识的形成。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马上的解法，重要的是我们都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急迫性，多想一些办法去想象和尝试，如何能构造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