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6月6日）多家美国主要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访问中国。最近，拜登政府已经派出了多名高官访问北京。如果布林肯得以成行，这将是他自今年初因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紧张局势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中国。
这些迹象让外界似乎看到坠入低谷的美中关系有望回暖。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此反应不一。有学者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拜登政府却还在追着要跟北京对话；但也有专家认为，保持接触是预防冲突的重中之重，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加对话，是一种“更准、更狠”的对华政策。
范亚伦：美国不应乞求中共对话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对拜登政府寻求与北京对话的努力不以为然。
“如果中共当局拒绝对话，就像他们在很多场合所做的那样，我们就不应该追着他们要求对话。我们只应该表明我们愿意在他们选择好的某个时候进行对话，但我们不会去乞求他们。”
最近，尽管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话，拜登政府仍罕见地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 秘访北京。这让人想起老布什总统在六四镇压后数日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密使前往北京面见邓小平，试图稳住当时几乎坍塌的美中关系。
本周，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莎兰(Sarah Beran)星期一也到北京与中方会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Vedant Patel)说，此举是为了“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间谍气球后暂停访华，双方几乎失去了所有沟通渠道。
范亚伦还批评康达选择天安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6月4日访问北京是个“错误”，暗示本届政府似乎对中共被普遍谴责的人权侵犯行为并不十分在意。“这是个非常糟糕且不必要的错误，本来可以很容易避免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说。
范亚伦曾在2003至2005年间担任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去年发表了检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新书《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他的结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
他认为，从这一战略制定者预设的目标看，无论是希望“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还是“促进中国的经济体系进一步自由化，并最终推动其政治体系的民主化”，“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因此按这个标准，除了该策略失败之外，很难得出任何其它结论。”
他指出，这一政策失败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此坚决地保持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制定了反制美国推动中国变革的战略，并“被证明是成功的”。范亚伦将此“归功于中共领导层为维护政权而采取的残酷而有效的策略，使我们今天仍处于这样的状态。”
2020年7月23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演讲，宣布过去几十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府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蓬佩奥说。
那么，在范亚伦教授看来美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呢？他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华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团结美国盟友方面的成绩值得肯定；美中之间也 “应该寻求保持对话的渠道，” 以及“尝试在我们的利益可能重叠的领域进行合作，” 但是，美国必须放弃对改善美中关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还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应偏离与中国的竞争。他说，美中两国现在“正处于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长期阶段，我们应该专注于有效地开展竞争，而不是寄希望于也许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外交方式和合适的会面地点，这样就可以扭转局面。”
范亚伦指出，美中关系的转变，“是深层力量的产物，而不是因为无法会晤、或这个声明那个声明（可以解决的），它有着深刻的根源。”
据彭博社周四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日前表示，“在（与中国）对话和外交方面，我们仍处于这一轮重新接触进程的早期。”他说，美国认为竞争仍将是这一关系的“主要框架”。
刘亚伟：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带来东亚半个世纪和平
但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不能全盘否定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他说，过去近半个世纪 “整个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繁荣和和平的发动机。不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有没有变化，单从东亚没有战事，包括台海这些年的和平，都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结果之一。”
如果尼克松总统上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国大门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开端，那么刘亚伟认为，“如果不接触的话，苏联也不会这么快地在冷战的时候败下来”。难道不接触“中国就能变得更不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他反问。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后，就已更明确宣示中美关系必须按照中共的标准界定。2014年9月，前美国总统卡特前往北京参加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活动，被习近平羞辱性接待，不仅对原定安排随意删减变化，而且只安排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主持庆祝活动，以至于卡特总统一度考虑提前回国。陪同前往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事后写道，“这次访问的总体效果……是让访客感到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接触。”
但刘亚伟认为，“不管最近10年怎么样，45年（自卡特总统促成美中1979年建交算起）下来，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人民相对的自由，中国老百姓能发家致富，能够自己创办自己的企业，所有这些都是跟当年的接触政策是息息相关的。”
有类似感受的还包括《华尔街日报》华裔记者魏玲灵。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让她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并“使许多中国人有可能通过到西方来或与西方公司合作、或仅仅因为贸易使周边经济腾飞，从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魏玲灵1999年获准进入纽约大学商业新闻项目深造，当年正好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两国关系跌入低谷，但由于中国江泽民政府仍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从而并未使两国脱离接触。
2010年魏玲灵成为美国公民后，被派往北京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但2020年在习近平发动的驱逐西方记者运动中，她也被逐出了“自己出生的国家“。
魏玲灵在文章中并没有明指是北京还是华盛顿要对双方接触政策的终止负主要责任，但她说，“过去三年，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竞争有时甚至是直接对抗取代了接触”；她说，在接触政策下西方正在赢得中国人心这一事实，正是“习近平试图将中国与外国影响隔离开来的原因之一”。
拜登对华政策“更准、更狠”？
刘亚伟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北京的中美关系决策者们都期待熟悉中国的他会修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是结果是，“他不但没有修正，还全盘地接下来，而且把对华政策搞得比特朗普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准、更狠。”
“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竞争归竞争，合作归合作，真要对抗也不在乎。那中国对这种做法不是特别能接受，因为中国觉得要合作就最好搁置竞争，而拜登政府现在做法是该竞争的地方一点不手软，但又觉得不能进入新的冷战，不能因为没有沟通渠道最后发生误判或事故，”刘亚伟说。
刘亚伟表示，中国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是，“要么你（北京）改变言行，要么就把你从现行的国际秩序中踢出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拜登对华政策的精髓吧。”
有一位叫“量子跃迁”的网友也有类似的评语。他写道：“美国对中共正采取一种斗而不破、笑里藏刀的策略：一方面，对中共的遏制和打击环环紧扣，毫不手软；另一方面，又对中共笑脸相迎，及时给中共做美容上面膜，养护好中共的‘面子’。拜登政府通过这种又打又拉的策略，导致中共进退失据，有苦难言。”
周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发表了该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与华盛顿接触》 (Why Beijing Won't Engage With Washington)。帕默认为，习近平根本看穿了拜登与中国对抗的实质。他说，中国一直拒绝拜登政府对话的提议，部分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对华盛顿不说“脱钩”改说“去风险”、不称中国为敌人而称竞争对手，都没有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
“归根结底，白宫所设想的愿景—两个有重大分歧的大国可以继续做生意—对北京的领导层来说没有说服力。中国对与美国接触一直缺乏兴趣似乎来自高层。”文章说。
普林斯顿大学国家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就此警告说：“有些人只是被他们狭隘的利益所驱动，他们对（接触）政策的持续支持，是这一政策已明显无以为继之后仍得以维持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评论认为，拜登政府在与北京激烈竞争的同时不断寻求与北京的接触，并非不知道这种对话难以解决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为了巩固与盟友的关系，“看，我们一直在敦促北京进行对话。”
不过不管对话的目的为何，刘亚伟认为，未来美中关系必须“要有足够的交流和沟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在台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诸多热点问题上出现武装冲突。“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他说。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