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产能过剩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冲击。但一些观察人士近来将视线转向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内需消费迟迟无法提振？
学者：工人工资占比远低于国际水平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被长期压低。
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称，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6.3%降至2010年的1.8%，至2024年才回升至约3.3%，大致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并援引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
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国富民穷”：学者称差价流向政府与企业
黄亚生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工人所获工资虽低于其创造的实际产值，但差额并未消失，而是转移至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其他环节，使政府及相关企业得以将资金投入其优先项目。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等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多数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
黄亚生将这一现象与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Karl Marx)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担忧相类比：马克思曾警告，资本主义可能压榨工人至其无力购买自身产品的地步。黄亚生同时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长期被中国政府所称的“资本主义”--即目前在美国及多数市场经济体所实践的体制存在本质差异。他援引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 1922年提出的理念称，企业主、工人与消费者本质上利益一致，压低工资的企业最终将因缺乏购买力的客户群而难以为继。黄亚生认为，只有不受制衡的政府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刻意压低工资，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采取的做法。
十余年前，中国国内学者已提出类似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3年，中国山东省一位体制内学者已在官方媒体上提出类似观点。时任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杂文作家安立志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国富民穷”不可持续》，该文其后被《人民网》转载。安立志曾任山东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是一位退伍军人，著有关于中国工人状况、工会的专著。
安立志在文中引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无法转化为民众收入增长，“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安立志援引数据称，1995年至2007年间，中国政府税收增长6.7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倍。
安立志文中还引述了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及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关于“民富”与“国富”关系的论述，主张财富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与法律问题。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安立志已于2014年被免去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美国前官员：中国民众消费乏力源于对体制的不安全感
针对中国民众消费意愿低迷的现象，特朗普政府首任期内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近日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表示，中国民众之所以未大幅增加对国产商品的消费，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所处体制“根本上缺乏稳定性”，且“民众不清楚中央政府何时会出台何种政策”，因而普遍怀有担忧情绪。
美国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今年8月底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也谈及中国经济模式。她说：“他们(中国政府方面)只知道如何继续不断地扩大产能、目标为了出口，这是他们的模式，而且这一模式似乎已经固定在那里。”
她还表示，这同时反映出中国政府--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对国内局势怀有深层不安全感。
希拉里·克林顿指出，这种不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未能推出有效政策刺激内需，也未建立起足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及社会保障压力。她认为，中国在退休金、医保及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远未达到实际社会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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