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领导人预计本月举行峰会之际，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次成为国际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上星期表示，二十国集团(G20)与会成员中，除中国外，其余19方均认同有必要应对“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及其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
长期以来，外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中国生产得太多”以及过剩产能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策观察人士开始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什么“买得太少”？
近期的一系列分析认为，中国内需长期疲弱与劳动者所得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偏低、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可能是同一经济结构的一体两面。
学者：工人工资占比远低于国际水平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被长期压低。
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称，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6.3%降至2010年的1.8%，至2024年才回升至约3.3%，大致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并援引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
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低工资支撑出口，也削弱国内购买力
黄亚生指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创造的产出，但这部分差额并未消失，而是流向政府、国有部门及其他企业，使其能够把更多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工业产能及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
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也压缩了家庭部门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时，企业便更加依赖出口，从而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等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多数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
黄亚生把这一现象与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担忧相类比。马克思曾警告，工人可能受到过度压榨，以至于无力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
不过，黄亚生同时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长期被中国政府所称的“资本主义”--即目前在美国及多数市场经济体所实践的体制存在本质差异。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一定的自我纠正机制。他援引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 1922年提出的理念称，企业主、工人与消费者本质上利益一致，压低工资的企业最终将因缺乏购买力的客户群而难以为继。
黄亚生认为，只有不受制衡的政府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刻意压低工资，同时把资源集中到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采取的做法。黄亚生认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增强制造和出口能力，却可能同时削弱国内消费。
十余年前，中国国内学者已提出类似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3年，中国山东省一位体制内学者已在官方媒体上提出类似观点。时任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杂文作家安立志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国富民穷”不可持续》，该文其后被《人民网》转载。安立志曾任山东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是一位退伍军人，著有关于中国工人状况、工会的专著。
安立志在文中引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无法转化为民众收入增长，“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安立志援引数据称，1995年至2007年间，中国政府税收增长6.7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倍。
安立志文中还引述了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及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关于“民富”与“国富”关系的论述，主张财富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与法律问题。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安立志已于2014年被免去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北京推出规划扩大消费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越来越重视消费不足问题。
中国国务院今年7月批准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使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约60万亿元人民币。
规划还提出，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和数字消费等领域扩大服务消费。
中国政府2026年工作报告也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薪酬和社会保障制度，并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不过，批评人士认为，以旧换新补贴和创造消费场景等措施主要是在鼓励民众花钱，如果不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扩大社会保障并改善就业预期，相关措施可能难以从根本上释放家庭消费潜力。
美国前官员：中国民众消费乏力源于对体制的不安全感
针对中国民众消费意愿低迷的现象，特朗普政府首任期内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近日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表示，中国民众之所以未大幅增加对国产商品的消费，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所处体制“根本上缺乏稳定性”，且“民众不清楚中央政府何时会出台何种政策”，因而普遍怀有担忧情绪。
美国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今年8月底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也谈及中国经济模式。她说：“他们(中国政府方面)只知道如何继续不断地扩大产能、目标为了出口，这是他们的模式，而且这一模式似乎已经固定在那里。”
她还表示，这同时反映出中国政府--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对国内局势怀有深层不安全感。
希拉里·克林顿指出，这种不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未能推出有效政策刺激内需，也未建立起足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及社会保障压力。她认为，中国在退休金、医保及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远未达到实际社会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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