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和出口模式成为讨论的重点。一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近日“诊断”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是因为中国2000年代以来，依赖信贷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终结。
他解释说，由于投资效率低下， 加上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坏账， 中国已无力刺激家庭和企业持续的内需， 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出口。 中国政府推动的新兴战略产业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持续失衡的问题。北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果无法刺激国内需求，贸易紧张局势将不可避免。
美国之音8月31日专访了这名学者--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合伙人，该集团负责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罗根·怀特(Logan Wright)。怀特的新书《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的破灭及其对世界的意义》(Broken China: How the Economic Miracle Shattered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将于9月下旬在美国出版。
怀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并非是一本看空中国的书，它并非预测，而是对中国经济，尤其是过去五年，自房地产市场崩盘以来，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现状进行诊断和解释。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文字记录。出于清晰简洁的目的，文字略经过编辑。
如果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并不成立
VOA: 怀特先生，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先从您新书的书名说起吧，书名是《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的破灭及其对世界的意义》。正是这个书名吸引了我的注意，让我想找到你，因为它挑战了人们的普遍认知。 大家都在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制造业和技术领域仍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而您现在却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那么我的问题是，根据您的定义，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您认为它现在已经破碎了？
怀特：好的。非常感谢。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破碎的中国》这本书以及我在这里的发言都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荣鼎集团的整体立场。
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破碎的中国》，是因为这种依赖信贷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基本上已经终结。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不评估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真正审视中国过去的经济表现。而如今，金融体系制约了经济增长。如果你从政治角度来看待中国，大多数人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大多数人看到五年计划和产业政策规划，就认为中国是一个由技术官僚精英组成的一党制国家，因此可以制定有利于共产党的长期计划。
但如果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信贷繁荣，如今又经历了大规模的信贷崩溃，这场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全球规模最大的信贷扩张之一--已经结束。至少是一个世纪以来，甚至是更久以来的最大扩张。因此，如果考虑到金融体系如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那么结论就是，中国对外传递的主流叙事--即北京已经取得成功，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实际上并不成立。
相反，中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受限的经济发展未来。因此，本书标题为《破碎的中国》的重点并非在于指出这是一本看空中国的书，它并非预测，而是对中国经济，尤其是过去五年，自房地产市场崩盘以来，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现状进行诊断和解释。
建造第一座桥或许是明智之举，建第10座呢？金融业的扩张造成了中国目前的问题
VOA：所以您的意思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2000年代开始的金融业的扩张。那么，是什么推动了金融业的扩张？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
怀特：当然。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由于中国经历了多年的追赶式增长，投资额超过了家庭消费。因此，投资是合理的。为了投资，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建造新工厂，并在外资的帮助下提升制造业产能。在早期，这些投资大多利润丰厚。因此，银行聚集这些资本，并引导储户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和这些投资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投资在一段时期内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任何金融体系的扩张速度，最终都只能与其所服务的基础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匹配。
因此，当一个金融体系的扩张速度超过其所服务的基础经济的扩张速度，并真正推动经济增长时，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它要么是在深化金融服务，比如让以前从未拥有过信用卡的人也能使用信用卡，从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形式；要么是在增加信贷风险，比如让那些原本无力偿还贷款的人也能获得次级抵押贷款。
通常情况下，当你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你也可能同时承担了新的信贷风险。因此，在中国，问题始终在于：这些新的投资究竟有多少真正能带来新的经济活动。
就像你在河流上建造任何一座桥梁一样，建造第一座桥或许是明智之举。对吧？以前没有人拥有过这样的桥。你知道，这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活动。卡车和汽车突然之间就可以来回通行了，即使成本很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建造第二座桥是否也同样有意义呢？嗯，当然。可能吧。但它不如第一个重要。而且到了第十座桥，这就越来越值得怀疑了。
在任何单个项目中，你都必须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但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我们会关注信贷占GDP的比重以及信贷总量相对于GDP的增长情况。在2008年至201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这段时期，中国新增银行信贷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信贷占GDP的比重也几乎翻了一番。
坦白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中国现在面临的许多后果，都是因为过去发放的这些贷款，如今都到了偿还期限。
恒大出现问题，意味着中国整体经济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VOA： 你提到了中国的房地产业，你的书也是从2021年的一场抗议开始的。中国购房者抗议恒大集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五年过去了，恒大集团的创始人也被判终身监禁。中国政府有在努力控制金融部门吗？。还是你认为他们根本无能为力？
怀特：是的。书的开头就是这场抗议，这场抗议在中国极为罕见。这种事并不常发生。
每个人在谈到金融危机时，都会想到银行挤兑。你知道，我看到储户们像电影《生活多美好》里那样在银行外排起长队，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存款去了哪里。或者，我会在中国这场金融危机中看到类似北岩银行或雷曼兄弟那样的场景，但实际上，这场危机并非发生在银行，而是发生在房地产开发商身上。
这场危机主要发生在像恒大这样的公司总部。所以，这场抗议发生在恒大总部，而恒大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鼎盛时期，该公司借贷高达3100亿美元，这笔金额大致相当于当时芬兰的GDP。这些都是规模庞大、负债累累的企业。只要房价和销售额没有持续上涨，向他们提供资金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既然中国最大的公司和最重要的产业都无法偿还员工借给公司的贷款，这表明整个经济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占比在鼎盛时期约为GDP的20%到25%，甚至可能更高。
自那以后，新建房屋数量下降了近80%，新房销售量下降了60%以上。这导致整体经济增速放缓，GDP下降了约10到12个百分点。
问题是，北京曾多次尝试稳定经济下滑的局面。就在上周末，他们还公布了一些新的措施，试图同时调整市场结构。但这些措施大多收效甚微，因为你无法强迫人们购买他们并不一定想要的公寓，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房价不会再上涨的情况下。而根本性的变化在于，当每个人都看到公寓数量过多时，人们就不再相信房产价值会继续上涨。
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房产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曾是中国中产阶级财富的巨大来源。如果你在200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深圳或广州买了一套公寓，那么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你很可能就成了百万美元富翁，至少账面上是这样。
因此，它曾经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创造引擎。但如今的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才能真正取而代之？对于中产阶级家庭而言，如何获得实现向上流动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朗。
高科技新兴战略产业解决不了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
VOA：所以您认为中国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是习近平主席的经济顾问，您会告诉他解决这类问题的正确方法是什么？（10：44—10：59）
怀特：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几种所谓的“正确”方法。目前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我不会随意妄下政治判断。
问题是，你要找谁？成本要由谁承担？你知道，中国可以很容易地重组财政体系。他们的财政收入正在下降，因为大部分财政收入依赖于投资驱动型增长，而这种增长正在减弱。
所以你需要重组财政体系，开始对家庭消费征税。但是对家庭消费征税很难，因为消费者未必愿意，也未必有能力支付更多税款。所以你既要鼓励消费，又要征税。如果你想对富人征税，那当然可以。北京正在尝试这样做。但无论在何处，对富人征税总是很困难的。
更棘手的选择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企业。你基本上必须告诉这些企业，它们不再符合国家规划。
但这与中国目前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加倍投入投资驱动型增长，专注于先进制造业。而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中国关注的所有新兴战略产业的问题在于，它们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多。如果经济中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持续存在，那么中国生产的所有产品的边际需求仍然更有可能来自中国以外，而不是中国国内。
所以，目前还不清楚，你知道，这可能是在加倍推行一种会加剧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紧张局势的模式。正是因为，如果中国无法刺激内需，就必须继续依赖出口来维持增长。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放缓。
我的意思是，显然，这里面牵涉到政治上的权衡取舍，但这种资本密集型、先进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增长战略，最终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非可持续增长。而通货紧缩不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也会抑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因此，摆脱这种模式，改变财政和金融体系配置和分配资本的方式是必要的。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如果无法刺激国内需求，贸易紧张局势将不可避免
VOA：你刚才提到中国无法创造内需，只能继续依赖出口来维持增长。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将要求二十国集团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说，世界不能容忍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那这就涉及到你书名的第二部分：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那么，一个衰落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能否通过出口摆脱困境？
怀特：这就是问题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乐于看到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但这却损害了国内生产商的利益。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由于出口价格走低，顺差也随之不断扩大。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最终却会降低全球相关行业的投资积极性。各国都希望在本国或友好国家之间维持一定的生产水平，而如果中国同时将供应链武器化，并威胁要控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出口，那么长期将制造业增加值拱手让给中国似乎就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重新平衡的趋势。正如贝森特财长所说，全球经济正在从依赖中国转向更多地投资于世界其他地区，转向投资于非中国供应链。而北京正在抵制这种趋势。因此，北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果无法刺激国内需求，贸易紧张局势将不可避免。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国，中国要想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增长，基本上只能通过从贸易伙伴那里转移投资来实现。
但如果进口没有增长，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整体吸引力就会降低。因此，我们看到北京开始更多地使用“大棒”而非“胡萝卜”，试图通过限制贸易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然而，这并非仅仅关乎国内市场增长的前景，也并非关乎对中国的投资或贸易。
而是越来越多地采取“控制”策略。我们会控制某些零部件，或者威胁说，如果你们设置出口壁垒，我们将采取各种形式的报复措施。这就是世界目前面临的紧张局势。而中国出口究竟能增长到什么程度，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经济问题。而且，目前中国出口的大部分边际增长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不是美国、欧盟或东南亚，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经济疲软会让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有更多的筹码吗？
VOA: 我们来谈谈即将举行的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中国的经济疲软会给特朗普总统带来比几年前更大的谈判筹码？
怀特：很难比较，与几年前相比，我认为美国整体来说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一定会在这次谈判中利用这一点。他们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但我想说的是，早在2020年，甚至就在2021年，都存在一种现实的论点，即中国以美元名义计算的GDP占全球经济的比例有可能超过美国，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再现实。美国经济随时都有可能崩溃。你无法预测未来。
但过去五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中国。无论是以美元名义值还是人民币名义值计算，亦或是美元与人民币名义值之间的对比，都印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胀率确实更高。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通缩压力加剧了中国经济内部的许多此类压力。因此，战略平衡发生了变化。
我在《外交事务》文章和书中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能够利用需求限制和消费准入限制，不仅通过关税，还通过其他进口限制、技术限制和非关税壁垒，那么这种手段可能比控制供应，即使是稀土矿这种至关重要的资源更为有效。因此，未来很可能会持续就如何权衡需求控制和供应控制展开谈判。
我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工具，因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持超越中国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又无法创造国内需求，那么中国在无法进入全球出口市场的情况下，其自身增长的能力就十分有限。
因此，所以不仅美国会有这样的制衡，欧盟也会有。
VOA：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但时间已经到了。再次感谢你百忙中抽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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