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依靠覆盖全球的一个战略朋友和伙伴网络提供人力物力支援以阻遏敌手，维持国际秩序。
然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了一本题为《直视硬实力：评估美国主要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防务能力》的专家研究报告集。分头撰写各方面报告的专家们描绘了一幅令许多人感到担忧的图画，让读者看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盟国的硬实力下降了，在许多国家更是显著下降。
这种下降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包括，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束手无策；在实现全面民主的台湾，军费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坚持实行一党独裁统治的中国大陆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台湾由此面临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
由十几位专家分别执笔撰写的《直视硬实力》一书所讨论的美国关键盟友都是民主政体，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北约组织。报告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普遍专注于提升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同时难以增加、甚至难以维持现有的军费开支；而独裁政体则很容易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得以穷兵黩武，威胁其他国家（在这面的极端例子是平壤金正恩政权）。
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是否已经成了冷战胜利的受害者？民主政体是否面临生存危机？换句话说，按照眼下的趋势发展，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主国家是否疏于公民教育，从而导致太多的公民不明白“自由并非可以免费得来”（Freedom is not free）的道理？
要想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加里·施密特博士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施密特博士是《直视硬实力》一书的编辑，多年研究国际安全问题以及美国的公民教育。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玛里林·韦尔安全研究部主任，也是美国公民项目主任。
《直视硬实力》一书的序言和有关意大利硬实力的一章（基于大量意大利语的原始资料）是施密特博士撰写的。
硬实力到底多有用？
问： 您编辑的书的书名是《审视硬实力》。读您这本书，或许有读者会说：啊呀，硬实力或许如今也硬不了哪里去了嘛。比如说，伊斯兰国跟美国比起来没有多少硬实力可言，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居然对付它对付得很艰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与其说是我们跟伊斯兰国相比到底有多少硬实力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我们到底有多少政治意愿来使用硬实力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硬实力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人们已经厌倦了先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那个地区动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也就因而减少了。
说完这些，我还要说，美国的硬实力是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削减防务支出，削减武装部队，削减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在2012年有了一个新的防务指针，说是我们将不再拥有同时应对世界各地多个重大军事危机的能力。
因此，我们确实有人力物力局限和如何部署人力物力的问题。我们在东亚有问题，在中东明显有问题。现在，我们在东欧又有问题。考虑到美国现在的硬实力更为有限，而全球又有了更多的安全问题，这就让人要问，还能在哪里找到更多的硬实力。当然，传统上我们是依仗我们的盟友来提供这种硬实力。
硬实力与政治意愿
问：在接下来谈别的问题之前，我想追问一句硬实力的问题。刚才你谈到硬实力时，提到了使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问题。我们这么说吧。苏联当年一点也不缺乏使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但它仍然穷于应付阿富汗圣战者，尽管那些圣战者的硬实力比它差了很远。
答：没错，是这样。
但你要知道，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不是简单地描述你有多少军事实力，而且也是提出你到底有什么硬实力，你在规划什么样的军事能力，你在思考什么样的紧急情况或威胁等问题。
就苏联和阿富汗战争而言，苏联拥有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没有适当的知识来运用这种力量应对反叛活动。美国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呆了几年之后，美国已经变得相当有能力对付反叛活动了。
在讨论硬实力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如何运用硬实力，以及你刚才提到的运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问题，而且也要知晓你要发展什么样的硬实力来对付什么样的威胁。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已经大大变样了。
问：有人说，美国和它的盟国或许成了他们自己获得冷战成功的受害者。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们都大大削减了防务预算，现在，它们难于应付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不错，我想，冷战结束以来，人们一度以为，不仅是美国力量强大，而且民主政体在世界其他地方蓬勃兴起，因此世界在向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迈进，威权政体、集权政体所造成的问题就要消失，历史正在走向…
问：走向历史的终结。
答：是的，历史的终结。
但欧洲很快就用巴尔干问题来修正了这种历史终结论。欧洲国家军方和美国军方必须要考虑如何应对那种局面。然后，当然又发生了9/11袭击，我们又要开始考虑另外一整套安全问题。
就亚洲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中国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国家都多，但很多人的理论是，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先进得太多，因此不需要担心中国军力增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人认为通过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这是美国也是日本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接触会导致中国国内出现渐进的变革；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不需要对中国的军力扩张做出反应，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造成的问题会减少而不是增多。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开始认真地质疑这种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是否奏效了。于是，现在人们又有些过迟地担心中国的军力增长。
对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军事规划者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因为你很难确定威胁所在。以前面对苏联，你可以说，我们要做出这种规划，我们要应对那种威胁，我们需要建立部队，维持部队5年，10年，20年，以应对那种问题。
如今，战略环境一直在演变，战略规划人员和战略家们现在真是不容易。
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问：我想问一个台湾的问题。在您编辑的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随着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过渡到完全的民主，台北开始发现难以维持先前的防务开支水平。就像很多民主社会一样，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全球性趋势——民主政体不能轻易地增加甚至维持防务开支，但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却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答：不能这么说。但民主政体确实面临特殊的问题。
我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威胁的程度。比如说，对民主政体来说，应对苏联这样的国家要容易得多，因为它非常明显地是威胁，一个特定的民主政体内的政治家便可以容易地申说这种威胁需要应对。但在面临不像苏联那种程度的威胁的时候，情况就更为复杂。
而且，你也是在应对一个跟你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工商业界大都参与跟中国的贸易，于是，这里又有了相互竞争的利益。再者，就民主国家和美国盟国而言，它们还有一个问题。台湾，日本，德国，它们的人口都在老化。它们用于照顾老年人的国内开支大大增加，它们的政府开支受到压力，于是用于防务开始的资金就少了。
假如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我想你会觉得事情难办。但在另一方面，你也看到了有的国家做出了应对。例如，日本的防务开支增加了。波兰，巴尔干国家的防务开支增加了。就德国而言，防务开支没有增加，但至少也没有削减。
随着威胁程度的增加，你会看到民主国家慢慢地（或许是太慢地）作出调适，努力解决应对它们面临威胁而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
问：在你编辑的书中，还有一段话：“日本防卫省认识到，中国的防务支出从2003年到2012年增长了350%，而日本的开支却有轻微的下降。”中国如今不但让日本担心，而且也让美国担心。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提出战略重心向亚洲再平衡，但没有名副其实的人力物力配套，因此，向亚洲再平衡将会沦为空洞的口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现在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
我可以给你具体的例子。他要谋划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更大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军力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把50%部署在大西洋，另外50%部署在太平洋，而是60%在太平洋，40%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海军大大缩小之后，把其中的60%部署在太平洋算不得什么力量增加。在这方面，人们就有理由担心，至少就军事而言，战略重心转移亚洲缺乏实质。
但我觉得，从一个积极方面来看，比如说，你看最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的辩论，这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他们也注意到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配套。因此，有些人预期美国政界会意识到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加强防务，以确保我们所作出的那些战略重心转移以及加强保卫盟国的承诺会得到人力物力支援。我认为这将是这轮美国总统选举的话题。两、三年前，以及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这种话题你是听不大到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软实力与硬实力
问：让我们回到这次采访开始前我们简短提到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在你们写这本书的时候，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大批涌入欧洲，还有乌克兰危机，这些考验美国及其盟国的意志和力量的危机当时还没有出现。在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硬实力在哪些方面能有帮助，在哪些方面无能为力？
答：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有关软实力有用的讨论，还有很多讨论说的是软实力的无效。我们写这本的书的一个目的是要更深入地讨论我们的硬实力能力究竟是什么。事实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配套。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联盟和乌克兰决定达成协议，取消双方之间的贸易壁垒。跟欧盟建立这种更紧密的联系是基于软实力。先前欧盟扩大到东欧其他国家的时候，是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同步的。
北约是硬实力的联盟。在接纳新的成员，如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罗马尼亚的时候，欧盟和北约是同步合作的，它们一道把那些国家引入自由国家联盟。但接纳乌克兰的时候没有硬实力配套。结果大家都猜到了，俄罗斯动用它的硬实力利用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软实力的有效性的教训，这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相互配合。你要是想把乌克兰引入欧盟框架之中，就必须明白莫斯科会造成一些安全问题，你最好要事先准备好应对那种局面。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问题。
说完了这些，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有问题。整个欧洲军力缩减，防务预算削减，这看来是导致欧洲国家现在不愿意对俄罗斯造成的问题作出足够应对的原因。虽然你看到很多人大谈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盟国再度感到放心，但做的事情却很有限。他们现在只是按照现有的条件应付了事，而不是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防务，让这种保障有更多的实质。
在美国进入总统选举竞选之际，人们在问北约和美国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是否充足。我想，这将是总统选举竞选中一个辩论话题。
公民教育在美国和欧洲
问：你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公民教育。你是否认为，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在公民教育方面做得不太好，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自由并不是可以免费得到？
答：我想，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美国，公民教育过去是公立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美国的公立学校最初的宗旨是吸纳同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涌入的移民。学校的教学设置的宗旨就是让来自波兰、爱尔兰、德国、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融入美国，让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德国人或别的国家的人。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教学重点内容被削弱了。美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于提升大学、中学还有小学的教育系统，以提升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这一切都很好。但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用于公民教育的时间大大削减了。美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使公民教育成为一个次要内容。只是到了现在，你才开始看到有人辩论我们是否应当安排更多的公民教育课程，以便重新启动公民教育，让公民明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美国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想欧洲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欧洲因为现在有了欧洲联盟，就有了一种知识/认识上的张力。比如说，你是一个捷克共和国的年轻人，你的一半生活是归布鲁塞尔/欧盟管的，另一半是捷克政府管的。那么，你到底是应当忠于谁呢？你认为你的首都是哪里呢？是布拉格还是布鲁塞尔？
我想，这就是造成国家公民意识和欧盟公民意识之间的张力的一个原因。在苏格兰，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少数族裔力量的兴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可以不认为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说西班牙、英国或意大利，我们应当在很多事情上有我们自己的小国家，因为现实是，布鲁塞尔才是管事的。
因此，在欧洲有公民意识的混乱。你是欧盟的公民，还是你自己的国家的公民？比如说，假如你在法国的一个好学校受到好教育，你在伦敦也一样容易找到工作，说不定在那里的工作更好。
这样，你会怎么看你的公民身份呢？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权利？你的责任和权利在哪里？这都是问题。我对此没有答案。但这确实问题。
问：我的问题是，在你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是不是因为公民被很多事情分散了精力，所以他们没有对重要的事情给予注意，比如，没有注意到自由并不是免费的？
答：欧洲和美国还有一点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吸收同化移民相对容易，因为美国是一个明确把公民身份与一种理念挂钩的国家。欧洲就不完全是这样。例如，做一个德国人，你就得出生在德国，父母是德国人。当然，他们也有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但他们的公民身份跟文化的联系更多。有了欧盟，这一点就受到了削弱。那里还有人认为应当对所有的文化开放。即使是在德国文化问题上，也有人希望应当对其他文化，如对非洲文化、中东文化有正确的态度。
这样，人们就觉得很困惑，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个具体的政治体。当然，就像你刚才所暗示的那样，困惑让人难以有所依附。而只有有了这种依附，人们才能说，我们愿意做出最终的牺牲来捍卫我们的自由。
我的意思是，你谈论捍卫自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说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让你自己或你的孩子上前线来捍卫。但假如有这种困惑，就很不容易做这种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