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称俄罗斯科学家已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并且已经批准推广使用。国际医学与卫生安全专家警告，莫斯科的举动是疫苗研发作弊行为，若广泛使用可能会导致安全隐患，甚至污染其它疫苗。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美国政府的“曲速行动”可望在今年年底推出一支安全有效的疫苗。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宣布，俄罗斯科学家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俄罗斯已经批准了这种疫苗，并且已经给他的一个女儿接种了疫苗。莫斯科表示，世界上第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于本月底推出，包括医生在内的人将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这种疫苗进行接种。
不过，星期五（8月14日）公布的一项针对30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的调查显示，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及其超快速的审批，大多数俄罗斯医生对注射俄罗斯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感到不自在。
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自己患者、同事或朋友推荐这种疫苗。一些俄罗斯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说自己害怕尝试这种疫苗。而另一些人则同意政府的观点，即外国专家的怀疑是由嫉妒所驱使的。
俄罗斯“抢跑”疫苗研发
莫斯科批准的这种疫苗，没有经过通常需要有至少数千人参与的临床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期试验。国际医学和卫生安全专家，将莫斯科的行为比作是田径比赛中“抢跑”，是作弊行为。医学专家还担心，一旦这种作弊疫苗被广泛使用，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实际上比不接种疫苗更糟糕。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Amesh A. Adalja, MD）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开始推出这种疫苗后，可能会出现安全或疗效隐患信号，而且这种疫苗也可能污染其它的疫苗。”
阿达利亚医生认为，疫苗研发的第三期试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疫苗的第3阶段临床试验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他说：“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这些测试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少数人身上测试疫苗，很难确切地知道疫苗的安全和疗效。”
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夏威夷大学的病毒学家斯科特·哈尔斯特德（Scott Halstead）1977年在研究登革热时，发现了某些病毒的所谓“抗体依赖性增强”（ADE）效应。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次感染产生的抗体，能够导致第二次感染，使第二次感染能够“搭车”进入体内。
这种“抗体依赖性增强”（ADE）效应，对于目前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尤为重要，因为像“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这样的意外故障，正是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需要寻找的问题。而俄罗斯新批准的这种叫做“Sputnik V”的疫苗，尚未经过这个阶段的检测。
伦敦帝国学院免疫学教授丹尼·奥特曼（Danny Altmann）认为，俄罗斯疫苗研发工作太不透明，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安全与效力。
“说到安全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像是ADE（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这样的隐患。这个问题当年曾经破坏过萨斯病毒疫苗的研发，加剧了肺部的哮喘样反应，” 奥特曼对《卫报》说。
美国可望年底推出安全有效疫苗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医生（Francis Collins）8月13日对媒体说，鉴于大规模临床试验所需时间，目前美国政府“曲速行动”计划支持研发的疫苗在11月或12月前，都不太可能获得联邦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
不过柯林斯医生同时表示，他认为目前在至少1万人中对疫苗进行临床测试，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以让疫苗通过批准供更广泛地使用。迄今为止，美国启动的第三期疫苗试验计划在3万人中试验。
柯林斯医生说，他相信“曲速行动”计划支持的六种疫苗中，“至少有一种将在今年年底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
目前，美国政府“曲速行动”计划资助的几种疫苗的研发正在紧张、顺利地进行之中。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在今年年底问世后，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优化疫苗的分配和使用。此外，由于美国民众对接种疫苗的接受程度很低，如何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Amesh A. Adalja, MD）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通过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ACIP），正在制定人口优先分组，以最大程度地扩大疫苗的影响。名列榜单之首的可能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其次是高危人群。”
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受美国高级卫生官员的委托，于7月21日又任命了一个专家小组，在可用疫苗数量预期会很少的情况下拿出一个框架，以确定哪些人应该优先接种疫苗。
医学专家认为，这个专家小组的成立，明显侵犯了“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ACIP）的职能；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是“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一直向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疫苗接种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起草了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疫苗接种优先清单。
专家担心，这个新的专家小组的成立，可能会让到底该由谁做出这些重要决定的紧张局面更加复杂化。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接受医药生物媒体“STAT”采访时说：“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是刚刚分配了四座不同的空中交通管制塔来指挥同一架飞机降落。”
奥斯特霍尔姆教授表示，在“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新成立的专家小组，以及“曲速行动“的工作小组之间，一般民众弄不清楚谁将做出最终决定，以及这个过程将如何展开。
另一方面，美国大众对接种疫苗的接受程度，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非常的低。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能够接受接种，并且承诺会接种疫苗；而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还在举棋不定。甚至有一些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并拒绝接种疫苗。
针对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霍普金斯大学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美国存在对疫苗的抵触运动，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必须真正向公众提供关于疫苗风险和益处的透明信息。
“当年在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疫苗的接受率非常低，我们不能让新冠病毒疫苗重蹈覆辙，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