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七位，不但是史上排名最低，更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明显”。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排名下跌原因是在港人要求民主的示威期间记者所遭到的待遇。两位跨时代的香港记者回忆了抗议运动期间的亲身经历，其中一位从业十几年的资深报人说，在香港新闻自由“半死”的状态下，新老记者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坚持”。
“这个排名其实很可怕，香港作为一个发达地区，但却挤不进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陈朗升是《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也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执行委员。从业16年，他观察到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每况愈下。 他说，“最严重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资讯的接触；第二，是记者的采访权利，第三，是受到资金来源的压力。”
警察暴力、财团压力阻碍记者采访
回想起去年开始的社会运动，陈朗升曾经多次被胡椒喷雾喷中，又被催泪弹的碎片射伤。 “6月12日当天，我见到有军装警员拿着胡椒喷剂，喷射采访的记者。我们是否做了暴力或违法的行为？没有，我们只是在拍摄。”他看到记者遭到警员辱骂，被布袋弹枪打中背包以及印尼记者被攻击致永久失明，陈朗升感慨今天作为记者，需要付出代价，也直言已经做了被捕的心理准备。
陈朗升表示，香港主流传媒几乎全部由大财团提供资金，而这些财团往往跟北京政府关系千丝万缕，为旗下记者报道造成困难。 “我认识一位记者，在亲北京的传媒机构工作，他曾撰写一篇报道，但报道刊出时，他发现内容被大幅删改，跟原稿完全不同，但没有人在刊登前通知过他。 ”
学生记者初见证新闻自由困境
除了富有经验的记者，反送中运动亦为初出茅芦的学生记者提供了演练的机会。浸会大学的学生记者Chloe在6月9日的游行首次外出采访，也首次感受到新闻自由的紧缩。 “当天第一次采访示威，我没有预期过自己会被速龙小队（特别战术小队）持枪追捕。当时我拿着摄影机，很强烈感受到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却要受这样的对待。”
Chloe从前认为，香港有不同立场的报章，记者可以撰写有兴趣的题材，算是相对自由。然而作为学生记者的经历，改变了她的想法。 “科技大学学生记者被校内高层警告报道题材要小心还择，说高层有留意他们的立场。作为学生记者应该是最自由的阶段，现在连我们也会被刻意阻挠，我没有办法想像我两年后毕业，成为真正的记者，可以写什么报道。”
北京政府2019年10月宣布，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参加考试，检验对习近平思想的忠诚度。Chloe很担心香港媒体将来也会变成官方喉舌。
Chloe有心理准备在示威现场受伤，却没有想过即使在校内，编采自由也会受阻。一次她正在采访中国大陆学生撕下民主墙上的文宣，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下遭到这名学生的攻击。 “我当时有佩戴记者协会的记者证，却仍然在保安在场的情况下被该名学生攻击。作为记者，我坚持中立客观，不干扰现场任何事，现在却反过来被干扰采访自由。”
一步一脚印 捍卫新闻自由
经历被警察追捕，也见证身边的同学被拘捕和中弹受伤，Chloe坦言也有思考过将来是否要成为记者。 “你永远有预感下一个被捕或受伤的就是自己，但思考过后我仍然希望当一个记者。如果连执法者的行为也没有足够的监管，小众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没有人理会，他们受到的不公也会越来越多。”
“我仍然打算当一辈子的记者。”作为老前辈的陈朗升也这样说。他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由现在的半死，到将来归零仍有距离，没有人知道需要多少时间，但在这期间，公众利益和市民知情权只有靠前线记者去努力争取。
他说：“在财团压力影响下工作的记者，他们可能要为一个字、一个镜头去争取；学生记者年轻力壮，则多跑两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唯有靠记者一步一脚印去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