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以百岁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到曾庆红 再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舛，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参加讨论三位的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说，中办主任主掌中枢运作，位不算高但权重，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党内权争激烈的时候。这是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所决定的。中办主任是秘书的头，在中共官场，秘书的权力极大，挟首长之威，发号施令，所谓“秘书能当半个家”。毛虽批评这种“秘书专政”，但文革发动前夕，他拿下中办老主任杨尚昆，换上贴身警卫汪东兴。邓小平以军领政，让自己的秘书王瑞林在中办兼职。江、胡时代也是让自己的心腹担任中办主任，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让栗战书执掌中办，更是破了先例。
高文谦在评点几位大内总管时说，曾庆红的权谋一流，六四后，辅佐江泽民，度过难关——稳住李鹏，扳倒杨氏兄弟和陈希同，站稳脚跟，开创了江时代。在中共高层中，曾的思想相对开明，但缺少更大的格局和历史眼光，汲汲于一党一派之私，在位十几年，没有干成一件功在史册的大事；而且为了阻止团派接班，以自己的退换取习近平接班，结果看走了眼，现在作茧自缚，置自己于危境，权谋反被权谋误。
相比之下，令计划伺候的胡锦涛是个弱主，令为人勤勉、谦恭，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把胡锦涛伺候得服服帖帖，深得胡的信任，对他十分放手，他则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可以说，在历任中办主任中，令计划实际掌握的权力，甚至超过曾庆红，成为团派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有所谓“胡家天下令家党”之说。这也是他惹祸的根由。习近平为了在十九大扶植习家军上台，必须打散团派的势力，令计划在劫难逃。
高文谦表示，栗战书是习近平的心腹红人，其亲密关系与令计划和胡锦涛的关系有一比。至于栗会不会成为有作为的大内总管，并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习近平。如果习顺应历史潮流，干出一两件功在史册的大事，栗就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就像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给胡赵提供了舞台一样；但如果习像现在这样开历史倒车，栗则难辞其咎，结局不会好，恐怕比令计划还惨。现在令的下场，就是一面镜子。
陈破空认为，古代王朝的大内总管，统领太监、宫女，打理皇帝的起居享乐，总的而言，不太涉及政治。但当今红朝的大内总管，即中办主任，却是一个关键角色，权力很大，不仅管得很宽，包括秘书工作、机密保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等，而且涉及政治，甚至涉及宫廷权斗，可以说，位高权重，举足轻重。
陈破空说，担任这个职位的历代中办主任，多半性格沉稳，作风低调，不引人注目，更有忍辱负重、察言观色，八面玲珑的超人本领，只是，对应时代背景、政治风云和主人更替，而面临不同的机遇和遭遇。中南海历任大内总管，或加冠晋爵、平步青云，如姚依林、乔石、温家宝等；或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如杨尚昆、汪东兴、胡启立等；或锒铛入狱、抄家灭族，如令计划等。他们的命运沉浮，集中体现了中共制度和政治运作的特征：人治，隐秘，暗箱操作，内斗不止。中办主任，始终处在高层权力斗争的交汇点，一不留神，就可能翻船倒霉。是一个诱人官职，也是一个高危职业。
程晓农表示，中共历史上卸任的10个中办主任的命运可以分为两类，取决于他们是单纯事务型官员，还是卷入高层权力斗争。前一类有6个，不但平安事，而且可以高升，包括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王刚；后一类有4个，因为参与高层权力斗争，或是当时遭罢黜，或是事后被打击，如杨尚昆、汪东兴、曾庆红、令计划。
程晓农认为，共产党永远存在接班人危机，不是原领导人犯错后害怕秋后算账，就是新领导人的政策遭到高层内部抵制，所以高层权力斗争也就持续不断。这种接班人危机源于其制度。独裁者死后，接任者很难建立完全的新个人独裁，于是在形成集体领导的过程中经常有你死我活的高层权力斗争，原大内总管往往因为与旧主的密切关系而遭到整肃；一旦集体领导时间长了，高层各自利用权力分肥，必然腐败严重蔓延，如果新的最高领导人想要治理腐败，就会遭到强烈抵制，因而爆发高层权力斗争，这时原大内总管很难超脱，同样会被整肃。所以，中办主任这个职务一旦遇到最高领导人交接班前后发生接班人危机，就成了高危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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