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8月21日去世。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不仅见证了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等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因为在1976年为打倒“四人帮”作出重大贡献，因而帮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他因为坚持“两个凡是”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并从此淡出权力核心。享年一百岁的汪东兴是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汪东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先生。
陈奎德表示，汪东兴因为长期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他掌握了中共大量高层机密，但不是一个独挡一面的政治家。对他来说，汪东兴是一个类似宦官的角色，他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喜好为喜好，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没有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挡一面的工作，尽管他做到党的副主席这样一个很高的职位，但那是对他打倒“四人帮”的奖赏。
对于中共当局对汪东兴去世的处理，胡平认为，对于现今的中共当局来说，汪东兴多少是一个让他们有一点头疼的人物。他特别指出，官方发布的讣告没有提及汪东兴曾经担任的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他认为，如果提到这个职务，免不了现在的年轻人会意识到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以前对他知道得那么少呢？问题在于，对于汪东兴过去在中共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现今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太好做出很完整的叙述和评价的事，所以淡化汪东兴。与此同时，由于汪长期执掌机要，可以想见，在他退出核心权力之后，中共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控制，避免他做出任何可能对党国不利的事情。
宋永毅表示，他因为研究文革史曾经在北京采访了很多文革史学者和高级干部，这些人给他讲了一个笑话，就是毛泽东晚年搞的是宫廷政治，因此即便是相当级别的干部也并不是十分清楚，因为很多官员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对此最清楚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一个就是他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如果把这两个人弄到美国的话，那么文革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他说，这个笑话说明了汪东兴对于了解文革内幕的重要性。
在这位文革史学者看来，与华国锋一起打倒“四人帮”是汪东兴在历史最大的功劳，虽然说，把党内斗争用政变的形式来解决不是法治的手法。他认为，现在多数文革的回忆录和官方评价把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人的作用夸大了，这些都是一些象征性的人物，其实当时最主要的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人；现在因为是元老派掌权，所以就不符合事实地夸大元老派的作用。
宋永毅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汪东兴的存在实际上是今天还在蓬勃发展的毛派重要人物。他还认为，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中大内总管经常没有好下场，但是像汪东兴这样的大内总管为什么能够善终呢？因为他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
陈奎德认为，汪东兴的辞世象征着一个大的时代的结束，也就是说，以毛为首的夺取政权的那一代领导人已经全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目前掌权的领导人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二者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特别现在是所谓的“红卫兵”当政，因此文革以及毛左思想的侵染都会投射到现在中国政治当局的行为方式上。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汪东兴是个粗人，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在政治上相当敏感，而且看问题很到位。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登出来之后，他就在内部提出质问，认为这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而且违反了党的政治规矩，因为“两个凡是”是当年华国锋以党主席的身份提出来的，那就是党中央的声音，而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是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
对于因为打倒“四人帮”有功并因此当上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为什么在两年时间之内就被迫全部辞去所有职务并从此淡出权力中心的问题，陈奎德认为，汪东兴在天时和人和方面输给了邓小平，当时全社会都要求变革，邓小平正是“变”的代言人；而华国锋和汪东兴要阻碍这种变化，在天时上处于不利局面；邓小平在党政军有大量人脉，汪东兴在党内的威望弱太多，所以在政治搏斗中只能认输。
文革史学者宋永毅也认为，除了天时地利的因素外，人和的因素还包括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充分表现在汪东兴这一派人的领军人物华国锋的个人性格、个人作风和心理。在他看来，华国锋总体上相对忠厚老实，但是他在权术上是玩不过邓小平这些元老派的。他说，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对汪东兴是低眉顺眼，但是后来很恨汪东兴，就是因为他当年要和毛泽东联系都是要通过汪东兴的。因此，不管他是否是坚持“两个凡是”，在邓小平掌权后，汪东兴都是要下台的。
节目中，嘉宾还对观众发表的看法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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