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大约26%-30% 找不到工作。失业对任何人都是不舒服的，对毕业生，刚念完四年书，出来指望能有相应的工作但居然什么都没有，更难受“资格太强”怎么变成障碍了呢？失业就像被凭空打脸。买房子又那么贵，没钱不敢结婚养家，“内卷”“躺平”自然顺理成章。
今年三月间青年在网络上纷纷提意见，把自己的处境比作鲁迅著名小说里的主角孔乙己。考科举不及格，穷困潦倒，却爱面子，孔乙己坚持穿长衫表示自己的学者身份。有一位网民说“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类似的抱怨野火般地在网上扩散，被称为“孔乙己文学”。
当局压制孔乙己文学，惹恼网民
部分评论是埋怨政府的，而这正是共产党开“两会”的“敏感”时期。党魁紧张，不欢迎群众闹问题，尽量压制孔乙己文学：禁止“孔乙己”井号标签，发表文章劝青年找工作不必太挑剔，要卷起长衫的袖子好好儿干。结果火上加油，网民更愤怒。取名“鬼山哥”的在网上贴了一首调侃性的歌曲“阳光开朗孔乙己”，三百万人点击后，网站被禁。
我向鬼山歌和中国青年网民敬个礼。我同情他们的处境，支持他们提出抗议的权利，也欣赏他们十分健康的调侃精神。但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只能为鲁迅先生叹一口气。《呐喊》和《彷徨》的小说，虽然只是短篇，但有时候真能解剖人生较深刻的层面。《孔乙己》不足三千字，但有深度。最近的“孔乙己文学”所提的问题，不管是青年网民提的还是官方媒体提的，都没有原作深度的四分之一。
对原作的书面意思也有些误解。孔乙己的处境与今天的毕业生的处境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毕业生有文凭，已经挣了资格，只是资格“太强”，社会无法提供相配的工作。孔乙己不一样。他考科举屡战屡败，恰好没有资格，没有“敲门砖。”长衫是爱面子穿的，不是“脱不下”的妨碍他找工作的东西。官方媒体批评毕业生也不忠于原作。说他们是小孔乙己，不屈尊接受比“应有的”更卑下的工作。但孔乙己愿意到富贵人家去“抄抄书”。这是文人的事情，但比他所希望的卑下得多。
有关孔乙己文学的争议局限于世俗问题
总的来说，网上争论“孔乙己文学”都限于比较世俗的问题：工作，钱，面子，地位。离马克思的“唯物”原则相差不远。鲁迅十分看重物质问题，但他的小说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在物质的基础上他能引申到人文价值观的领域去。
比如，《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同不同情孔乙己？叙述者是个成年人（大概是鲁迅自己），但叙述的角度是通过一个十二岁小孩儿的回忆。这小孩儿看不起孔乙己，笑他。笑的缘故是因为周围的大人都笑，小孩儿跟着笑。但成年作者也跟着笑吗？绝对不。孔乙己有毛病，但毕竟是个人，人性的缺点不是他独有的。他受人嘲笑和看不起，最后落魄到被砸断了腿，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坐木板用手行驶。有一天，回到咸亨酒店，店里的人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见他的一声“温一碗酒”。然后，付钱时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读者看到这儿能不同情吗？甚至要掉眼泪？
鲁迅不只是让我们动感情。同样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孔乙己这个人的缺点很多：偷窃（别人的书和砚台），说谎（否认偷窃），爱面子（穿长衫），不干净（不洗长衫），酗酒（有钱就喝），自大（非要考小孩儿会不会写“茴香豆”的“茴”字），等等。他十分值得我们讨厌。但最后我们也同情他。一般作家不会（也不能）让我们同情一个讨厌的人。我们同情孔乙己可能是因为我们离不开一个人（任何人）的基本价值，平等价值的考量。这才是发人深思的问题。比最近在网络上争的问题深刻许多。
中共将鲁迅政治化、平面化
毛泽东在1940年说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哎！这话是在鲁迅过世四年之后说的，毛的用意是把鲁迅的威望拉到他的共产党这里来，但鲁迅本来的思维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这么“坚决”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的作品，包括《孔乙己》，常常出现在学校的必读书单上。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这么多学生以后，有多少老师能把这些深层的问题提出来？有多少学生只能学到“孔乙己在封建社会里代表反动阶级腐朽化......”等等。直到现在，大陆的中学生有多少能够把孔乙己理解为“圆形”而立体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平面”人物？“孔乙己文学”风波里的孔乙己都是很单面的，不发人深思的。
记得我1979-80年到中国做过一年的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学者有时候问我，作为美国人，最喜欢哪些中国作家？我提到鲁迅时，没想到对方有时候显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说“鲁迅能有他的看法，可是...”后来我慢慢明白，问题是在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常常用鲁迅的话做棍子来打知识分子：“学习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等等。这种话是共产党政权又一次拿鲁迅做工具，不但把鲁迅给政治化，更可悲的是把一个深刻的作家给平面化。
《呐喊》《彷徨》有许多小说提深刻问题。《伤逝》提“说真话”的问题。说真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否有时候不该说真话？ 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之下？《在酒楼上》提科学与迷信的问题。当然科学好，但我重埋一块泥土是愚蠢的吗？《药》让我们考虑母爱和国家大事能否对比地衡量？但愿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中学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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