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去年11月底多地爆发抗议动态清零极端封控的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逮捕关押了一批参加抗议的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曾在海外留学的年轻“海归”。星期二(2月28日)，在这场运动三个月后、而这些被捕示威者仍被拘押之际，海外几十所大学的百余名教授学者联署公开信，呼吁高校为因白纸运动或因持不同意见而面临危险处境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声。
在去年11月中国当局仍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之际，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在内的多个中国大城市爆发持续多日的反对封控的抗议示威活动。一些示威者手举白纸表达抗议，有的还喊出了“民主自由”，甚至“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造成至少十人丧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火灾，人们怀疑防疫封控的措施阻碍居民逃生而酿成惨剧。
在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之后不久，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全面解除封控措施，但同时亦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至少逮捕数十人，有些被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正式批捕。
被逮捕的示威者中，多位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人。比如曾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自由记者李思琪；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后回国从事会计工作的李元婧；曾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电影制片人兼记者秦梓奕。
星期二(2月28日)发布的公开信(中文翻译)呼吁这些中国年轻人曾经留学的海外院校能够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放人。
“国际谴责和压力是会起作用的，”公开信写到。信中指出，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敦促中国政府放人的声明后，秦梓奕目前已获释，尽管她的获释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公开信由来自澳洲、美国和日本的五六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共同撰写，在美国大学读本科的Bella(化名)是其中之一。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开信也许并不能促成学校有所行动，或促成那些被捕者的获释，但希望能够引起外界对相关事件的持续关注。
她说：“如果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的事情就这样寂静无声地过去的话，可能国内的当权者会觉得，没有人关注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样的话，情况只会更糟糕。”
白纸运动也在不少海外留学生当中引发共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许多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和抗议集会，声援他们在国内的同胞。
中国当局对国内示威者的拘捕显然给这些中国学生造成影响。
“如果被中国当局发现，这些学生回国后可能会面临审讯或拘留。他们的活动也可能导致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遭受政府骚扰。”Bella他们在公开信中写到，“中国留学生并不享有他们(同校)同龄人的自由，他们一向受到中国使领馆的监视。”
他们因此也呼吁海外高校能够积极采取一些机制或措施，保障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安全，确保他们能够免于恐惧地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他们(学校)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上学，人身远离中国，但我也时常感到害怕，有时候我也会自我审查。”参加过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活动的Bella对美国之音说。
她说，他们参与白纸运动或发起公开信，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和中共对着干”，而是希望中国社会变得更好。“我们觉得最基本的人类的同情是应该被允许的，”她说。
公开信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00位名教授和学者的联署。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是联署者之一。他对中国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监控深有感触。
“那种恐吓已经到了美国的课堂。”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不愿发言，但是在一对一私下交流时实际上会提出甚至讨论有关六四等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话题。他后来从这些中国学生那儿得知原委：“他们因为别的中国学生在旁听，他们不认识别的中国学生，也不知道其他的人会不会打小报告给使馆，所以他们不愿意在课堂上发表意见。”
美国胡佛研究所早前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时会向中国使、领馆汇报，损害其他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
中国政府海外监控和镇压被认为有“异见”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时有被媒体披露。
就在本月，悉尼大学化名“悉尼维尼”的中国留学生艾伦·张(Aaron Chang)因举行谴责中共和习近平的示威活动而接连几天遭遇“小粉红”砸场。
2021年，普渡大学中国留学生孔志豪因赞扬19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的英勇行为而遭到同校中国留学生的骚扰，被威胁要将其举报给中国大使馆和国安局。他在中国的父母据信也被国安造访。
联署公开信的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许田波(Tin-bor Victoria Hui)说，大学应当捍卫学术和言论自由等这些基本原则。
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是在教育年轻人要去坚持这些原则，那我认为，当年轻人甘冒风险做那些事(白纸运动)时，我们应当站在他们身后。”
公开信说，也有一些学者教授以需要到前往中国做研究为由而保持沉默。Bella说，她理解这种选择，但是她认为，“这种选择或多或少都是在支持CCP在海外的审查，当然同时也是这种审查存在的体现。如果研究中国的学者为了去中国，都自我审查，很难想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会被用来做什么。”
林培瑞表示，一些学者为了拿到中国签证而少说话或谨慎说话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他也指出，能否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以及查阅中国图书馆的资料，对于不同学科和课题研究而言，影响和代价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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