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过去几天，海外华人举行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声援身陷囹圄、几无音讯的彭立发。中国国内不见公开的纪念活动，但据闻北京如临大敌，中关村大街的四通桥附近挤满了警车和便衣，提醒着北京市民，在这座已经被摘牌、从导航地图上被去掉名字的桥上，一年前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件。
这就是彭立发抗议一年后的情形。表面上，中国什么都没有变化，动态清零虽然结束了，但是极权主义的控制、权力的集中和体制的封闭都在继续加强；然而，一切仿佛都改变了，可谓人心思变。
所以，即使2022年10月13日中午，彭立发只身在北京四通桥上，以横幅要求结束清零、拒绝文革重演、呼吁最高领导人下台的抗议，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却可谓一个人的革命。
彭立发酝酿了可能的变革
这对通过过去十年的个人集权和过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几乎实现了极权主义转型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不啻一把利剑穿透了一切，也改变了一切。这意味着北京统治者和统治体制的重大失败，或许可能因此改变21世纪的中国政治进程、乃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因为，如同1989年长安街上出现的“坦克人”，彭立发作为“四通桥人”的抗议形象，他只身抗议所展现的道德勇气，让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都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闪电，而可能酝酿无尽可能的变革。
在他身后，一个人的抗议行动的一个月后，北上广的中产阶级们冲出了社区、呼喊要自由；一场全国范围的白纸抗议运动爆发，曾经专属“小粉红”的年轻人和大学生分裂了、决裂了。彭立发，一个人的革命几乎引发了北京当局最为担心的大规模颜色革命，后者虽然仅仅持续数日，却唤醒了公众，也培养了数以千计或许更多的种子，并且以他们的无声抗议终结了持续三年的动态清零，也因这场几乎颜色革命的后续抗议，彻底否定了2011年以来中国统治集团为防范颜色革命而采取的所有努力。
更重要的，这不止是所谓治理的失败——在过去十年，北京当局以治理的名义遂行大规模的首都安全改造、在新疆的集中营建设、在香港的残酷镇压、和在全国范围的党化控制，包括对公民社会、民营资本和互联网的清洗、对国际媒体、国际NGO和国际资本的驱逐——而是暴露了中共政党面对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的失灵。
在上一次“三年饥荒”危机末期，中共以内部路线斗争的方式，特别是以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党内讨论实现了自我纠错，将统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化为党内矛盾，即转为毛、刘路线斗争的方式予以化解，尽管这一化解只是暂时的，最终却在漫长的“十年动乱”后，再次以类似但更激烈的党内斗争实现了拨乱反正，因此延续了中共的政治生命至今。
定于一尊迫使民众发出怒吼
然而，当历经十年不间断的小型“文革”运动之后，全党定于一尊，也就是内无派系竞争、外无民主力量挑战和公民社会监督，固然不再会有“三年疫情”之后的“七千人大会”，这个僵硬的政党也再无吸纳、包容人民不同声音、进行自我纠错的可能了，反而迫使那些受到忽略的群体和阶级被迫发出自己的吼声。这是连带整个执政党因此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也就是一场事实上的党外运动，尽管是无组织的党外抗议。
如果邓小平先生九泉下有知，大概也难以瞑目。毕竟，他所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乃奉“韬光养晦、冷静观察”，不仅用意对外，也在对内让步，是承认党非全知全能，让共产党一定程度上退出经济、退出社会，让人民自我承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风险，避免重演1988年党主导“价格闯关”失败的结果。这种从执政党向民众的道德风险和道德责任的转移，恐怕才是中国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得到维系的关键，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塑造了全新的道德主体，也就是彭立发所代表的一整代人。他们也是过去十年不停折腾的“国进民退”、“党领导一切”的牺牲品，并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分别塑造成党的对手和人民公敌。
这种道德主体的抹杀，才是中国政治社会最为深层的颠覆，不亚于1949年后的几年里中共对民族资本的连续镇压和对自身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颠覆，也是彭立发只身犯险、决然反对的社会心理基础，并且在他被拘禁的一年里引发了持续的内部脱钩，也就是市场主体的退出。这已经造成中国当下、还将继续造成未来长久的社会经济衰退，无可逆转。
党外抗议运动将持续蔓延
无论对彭立发、还是任志强、甚至许家印，或者无数在教培行业禁令中受损、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备受统制压力的所有市场主体、包括劳动主体，他们面临的道德压力和困境，来自这种道德主体的抹杀，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集体的、阶级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合作。然而，国进民退、反腐运动、党内派系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清洗，都在摧毁道德主体的联结，尽管这种联结并没有发展和强大到西欧的法团主义。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共如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怪物帝国，不断摧毁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赖以存在、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基础-联结。这意味着，所有有道德的人，中国的市场主体，那些在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为了维系挫折（镇压）和集体挫折（镇压）而存在（苟活）的人们，都只能选择一个人的革命，这是他们在丧失资本和联结之后保持道德的唯一方式，也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死亡，任何合作在理论上已经破产，脱钩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
也在这个意义上，彭立发的一个人的革命，以及所有后来者所做的，不过是一场道德革命，如同最后的救赎，尽管它的动力源泉相当稀薄，或许只是中国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后残存。而北京当局的镇压，无一例外，都在证明这场道德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政权的道德丧失，并且注定面对未来更多反抗的道德挑战，无论这些挑战出自个人还是团体，从女权到LGBTQ、从人权议题到中产阶级、从华尔街到联合国等等。
事实上，过去一年，四通桥所联结的，这些如火如荼的党外抗议运动正在重构中国社会的道德主体，也向全世界蔓延，改变着中国政权的道德处境。对北京政权来说，这或许是最为危险的，远远超过可见的颜色革命，从长远来说，是其根本无法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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