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星期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只有忽略人的阶级性的作品才能走向世界。
刚参加了中国国家主席模仿1942年在延安的毛泽东而举行的文艺座谈的莫言，似乎刻意要让外界看到他的文艺思想其实不仅与72年前，而且与刚刚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毛泽东在1942年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有阶级性的。
这次演讲会是哥大在世界领袖讲坛的项目内为莫言举办的。会场在通常接待崇高人物的哥大最著名的纪念图书馆内。
*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莫言在强调写小说必须围绕人物、紧贴人物这一中国大作家沈从文的教导后，话锋一转：“写人的时候应当忽略人的所有的阶级的属性，不要考虑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便是个所谓的坏人，也应该把他当人来写；即便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模范，写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他们一些正面因素之外的负面的东西。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本来说到此也可以打住了。但是他意犹未尽，接着说：“只有这样小说才有可能克服地域性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纽约时报11月5日《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一文说，周小平在其博客中独家透露，习近平在会上说，“‘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虽说当年莫言也曾加入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纪要》的行列，但他跟歌功颂德派还是不同。
*哪个党都不是*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好听的故事必须让人觉得真实。他的演讲也与人质朴、客观的印象。他说《红高粱》中讲到的1938年的那场战斗，其实既不是共产党打的，也不是小说中说的土匪打的，而是游击队打的。“这支游击队今天可能隶属于国民党的领导，明天他突然摇身一变又归共产党领导。”显然，他的这种描述与主旋律作品是迥然不同的。
但莫言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实话实说的时候，他会用既不撒谎又不实说的方式表达。
当回答一位研究生有关习近平主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对文艺创作 “会起制约还是促进作用”的敏感问题时，莫言显得有备而来，他不温不火地说了三点：
*对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感到突然*
首先他说，对这次会议“感到突然”（千万别以为他要爆料了！）。他接着的解释是：“当时在高密，定了14号晚去山东电视台，做一个红高粱电视剧首播的一个节目，通知我赶回北京，有重要的会议，我说，我要做节目呀，他们说你还是回来吧，我就回去了。”纯客观描述，并无他意。
第二，到了会场，“感到会议很放松啊”，“不像一个严肃的会议，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而且我们的习主席也不断地脱稿讲话，大量地列举了他青年时期读过的很多西方的书，涉及到我想几十本之多。”
但是，后面话似乎与前面又矛盾了：习近平的讲话，“主体部分跟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一致的。像中国每隔5年就开一个什么文联代表大会，按照惯例大会闭幕的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出席讲话，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人民啊、主题啊、接近生活啊，深入生活啊，就是这些东西。”可这些难道还不严肃吗？
*只记住了两句话*
不过，既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莫言说，“所以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新的压力。”
最后，莫言从习近平讲话中找到了护身符：“有两句话对我印象很深，记忆很深。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讲，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最重要的，“创作是中心任务”；第二句话，“作品是立身之本”。我觉得我特高兴，听了这两句话。”因为，“我今后两年少开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了。叫我开会，我说我的中心任务是写作。”
在将近40分钟、以写小说为主题的演讲中，莫言说，他在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列举了他30岁时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等共六部小说中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与大家分享。他所选择并加以剖析的这些人物中至少三个反映了他试图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批判中国现实的努力。
*那个刽子手有当代性*
《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具有奇特、超乎常人忍受痛苦能力的黑孩子，虽然会说话，却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他特别敏锐，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莫言说：“小说里的黑孩子实际上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缩影。如果说有原型的话，那么他的原型就是像我这个年龄那一批生活在中国北方农村的孩子们。我们忍耐了很多痛苦，我们见证了很多别人没看到过的历史，我们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奋斗，然后都变成了今天的大人。”
《生死疲劳》中的坚持单干的蓝脸。“他死活不加入人民公社，他一直单干，一直抗拒到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了，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当年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现在又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这时大家才认识到蓝脸的坚持是对的。他以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对抗，当时认为他倒退保守，反动，回头看，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原型是在东北做过警察的人，执行过很多次枪毙人的任务。后来听说他当年枪毙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坏人，而是英雄。但是，这位警察安慰自己，即便杀错了也不是我的错，我在执行任务。由此，莫言想到要塑造一个刽子手的形象。
但是，他巧妙地把这个当代故事变成了古代背景。不过，他没忘了提醒大家，他说，“尽管是个历史人物，大清朝的刽子手，但是，因为他有了当代生活的原型，这个人物实际具备了当代性。实际写的也是今天的人，我们自己。所以我也希望读者从我写的历史人物里看到当代的生活。”
黑孩子和刽子手都体现了莫言小说的寓言性，也是他生长的北方农村环境练就他的应对严酷现实的特有表达方式。
莫言说，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根据他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一些外景地都成了当地政府修建吸引游客的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莫言告诉大家，正在热播的6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收视率不错。他说，反应两极，这对获得高收视率很有好处，“有人说好，往天里捧，有人说差，往地下踩，在争论的状态下，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坏。”他继续说，“今后电视台想收视率飙升，就要雇两拨人，一帮说好，一帮说坏，一个作家要想让自己的书畅销的话，也应当雇两拨人，一帮骂，一帮捧，然后读者就要看看究竟，所以书就卖多了。”这段话听上去并不幽默，倒让人感到不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说，而比较像他自称的“我还是个农民的儿子”的气质。
主持人问他的下一部作品，他说不太好透露，但却透露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与习主席的互动。“习近平主席问我，‘你在写什么呀？’我说，正在写。（笑）“是长篇小说吗？”我说是话剧。
莫言说，这部构思很久的话剧差不多已经写完。“这个话剧的题材只能说两个字，爱国。就是写一个不该爱国的人他特别爱国。”
莫言表示，作为获诺奖后的变化之一是现在他不敢轻易发表作品，怕引来还不如前的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