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北京举行了大阅兵仪式加以纪念。国共双方再度开始争辩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都说自己才是抗战主流。既然大家都是抗战主流，那么，谁是支流和逆流？
谁是抗战砥柱中流？
抗战的中流砥柱，最早的这种说法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1941年）提出的（当时毛在《论联合政府》文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以后，特别是中共执政后，成了中共所有专家学者的抗日功劳论之基石、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真理以及敲打对岸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工具，从而掌握并牢牢抓住了抗日功劳簿的话语权。
在海外，今年发出的不同声音，来自华人世界的主要还是台湾的郝柏村上将（代表作：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有欠公道）和流亡美国的华裔作家辛灏年（代表作：谁是新中国）。他们都认为，毛泽东这个观点和结论不值得一驳，因为种种历史事实和数据表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美国华裔学者韩连潮今年另辟蹊径，在VOA网站上发表了《美国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一文，引起关注。
参加过抗战并长期担任中华民国重要职务的郝柏村上将今年围绕抗战中流砥柱之争议发了一些言（台湾媒体，VOA，BBC），再度对北京宣传的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之观点表达不同意见，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环时7月4日）撰文和郝柏村商榷。
鉴于徐焰在中共史学界地位（国防大学教授，军事史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有必要把徐焰的文章简论一下。他文章标题是：驳郝柏村老先生国共抗战功绩论。其中，对郝柏村的抗战中“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充性的”说法，“笔者深感此说差矣。”徐焰对郝柏村提出的抗战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5%的说法也不理解，他认为，国共两方各领导一个两个战场，两个战场相互支援，地位都重要，缺一不可。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共围绕这一主题，特别是围绕国共抗战功绩如何划分等议题，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一些讨论。在北京的宣传历史学（党史）界，都和徐焰持相同观点。[任天佑，人民日报（9月1日）：中共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环球时报（3月23日）：正确看待抗战是两个领导中心，中共是中流砥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中新网（8月13日）国民党在抗战中牺牲100多位将领，仅是一个说法。]
徐焰少将还在另外一文中（中共历史网8月28日）发文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无愧中流砥柱。文章主要阐述了三个论点和结论（这也是其他中共学者专家的共识）：一：看待抗战功绩，要看谁最早提出抗日和态度是否坚定；二：敌后抗战虽以游击战为主，却能拖住日军；三：回顾抗战不仅要看“打鬼子”，还要看谁代表社会进步。
有网友跟帖说，逻辑来看，徐文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事实，但也同功劳簿并无多大联系。特别是最后一点，谁代表社会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更和抗日功绩这个事实判断没有联系。这里，完全是两个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很有一些名气的南京大学/华东师大的历史学家高华（1954-2011）（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曾有其一篇文章发表在共识网（2012年1月4日）标题是：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文章提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最早旗帜鲜明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文章说，1935年（长征结束后中共在陕北延安建立根据他），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愿意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前，蒋介石派陈立夫到苏联秘密交涉，也希望同中共打开关系。但陈到德国后，消息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好让陈回国。
次年，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和同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回答说，国共两党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在国内举行。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高华说，从1927年到1936年，“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10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习近平：抗战胜利，功劳国共分享
按照中国大陆领导人、学者/专家当下说法，抗战是中共中流砥柱，功劳是国共平分，一家一半，不分主流支流，（文革以前的说法一直是：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习近平九三阅兵讲话，只是笼统提到中国人民，没有提到中流砥柱，更没谈及国共抗战功劳如何划分。
习近平说：“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
习近平没有提到的是，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一直都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领导全国抗战，不管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件开始的八年抗战，还是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攻陷张学良/张作霖沈阳北大营开始的十四年抗战。
原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RFA 9月5日）说，抗战真实的历史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和不接受或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一样，全体都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毛单独给一部分人戴上‘中流砥柱’的桂冠，意味着对大多数人的敌视、违反事实，分裂了抗日力量。鲍彤说，习近平这次讲话中，没有随声附和前人的错误论断，发人遐思。错而能改，理应成为新的开端。
毛泽东：抗战的支流
按照毛泽东的辩证法，话经常可以分两头说。共识网（2014年5月2日）发表徐焰文章题目是：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一个支队”。（原载同舟共进网：标题：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徐焰文章说：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
中共一直说（过去，现在）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主战场。支队如何打主战场？主力部队是谁？不是苏联就是美国。这是唯一答案和结论。而这一结论，正好符合韩连潮的观点。
有网友评论，徐焰引用毛泽东这一观点，其潜台词就是国民政府即便领导了抗战，那中国战场也只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支流。如果这样一个前提和条件成立，那么，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属于国军序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岂非支流中的小支流？
徐焰在其文中也承认，对日作战美国展示了最强实力，战后处置日本才掌握了主导权。
不过，毛泽东这个“支队”说，五十年来中共当局、学者和专家却很少引用，足见历史学，也可以摘其能用，为我所用。
抗战国共双方牺牲对比
作为主力部队和支队，国共各方牺牲多少。中共的学者们一直说，不能以牺牲将领人数多少来论英雄。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8月13日）说，国民党说牺牲的100多位将领，仅仅是一个说法，还需要从史学论证的方法进行考证。
不过，有关国民党牺牲的将领一说，很多报道都有说明，有名有姓有军衔。况且，国方一直说，是两百多国军将领为国捐躯，不是一百多。郝柏村对美国之音说：抗战期间将官阵亡的，是我们最多。我们阵亡了两个集团军总司令，两个集团总司令等于美军的军团司令。我们阵亡了八个军长，我们阵亡了20个师长，这是主要的将领。我们总共有200多个将领阵亡。
至于共产党将领，高永中说：共产党牺牲团以上干部700多。高认为，因为当时中共军队没有授衔，这些干部都应算作将领。北京许多学者专家都提到过这个数字。不过，北京方面提到的这个数字，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姓名和详细名单。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时，共产党领导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3个师（115、120、129师）12个团，3万人，国民革命军新编新四军一个军，1万人。这两支队伍，加起来也不过20个团。共产党在彭德怀领导下，搞了一个主要是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9师120师参加的百团大战（1940年秋冬）。即便团长都牺牲了，也不过105个。
抗战中，国军和日军进行过22次会战，大小战斗数万次，国军伤亡三百多万，空军阵亡4321人、战机损失2468架，海军全军阵亡，国军打死日军将领129名。
共军方面，打死三名日军将领（阿部规秀陆军中将、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吉川资陆军少将）。实际应是五名，还有两名：沼田德重陆军中将，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军击伤死于山东。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年5月17日被军统和共产党员联手刺杀于河南开封。
谁是抗战逆流？
至于抗战逆流如何定义，国共基本无大分歧。应是汪精卫一派。因为汪精卫欲成立亲日政府，（1939年）蒋介石才派戴笠组织军统杀手到河内去刺杀之。不过，共产党认为，抗战期间，一部分国民政府“顽固派”军队，不去杀日人，专门和共军搞摩擦（如伏击新四军等），此类人才是抗战逆流。但国民政府方面则认为，类似吉鸿昌这种将领，名为抗日，实为颠覆中央政府。历史学者冯学荣在其文章中说：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的反蒋暴动行为、武力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实。
持这种观点的网友认为：身为共产党员的吉鸿昌，这样的人才是破坏抗战的逆流，应和韩复榘享受同等待遇。韩复榘（1891-1938）是北伐名将，官至山东省主席。1938年1月，蒋以抗战不力、临阵退却之名将其捕杀。
旅美学人曹长青说：大量史料证实，中共根本不是中流砥柱，只是支流，而且很多时候还是破坏抗战的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