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有人问我：你知道你可能会被坦克碾碎吗？你会死的！”道诺拉维修斯医生（Dr. Ricardas Daunoravicius）在回忆32年前的那一夜时这么说。
1991年1月，由于立陶宛最高议会在数月前决定脱离苏联独立，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决定派出军队介入，以武力迫使立陶宛放弃独立。11日，苏联军队占领了在首都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国防部，并对市民开火，导致多人受伤。
12日到13日的那个夜晚，立陶宛民众自发聚集起来，守卫最高议会大楼、广播电台、电视塔等重要机构，围成人墙。1月13日清晨，苏联军队向守卫电视塔的非武装民众开炮，13人被打死，1人心脏病发死亡。
当时39岁的道诺拉维修斯医生和朋友一起在示威现场，看到身旁的朋友被坦克碾压，他站在苏联坦克前与其对峙，最终，坦克转道离开。道诺拉维修斯医生与坦克面对面站立的画面通过媒体报道传遍世界，他也成了众所周知的立陶宛“坦克人”。
这起立陶宛“一月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谴责。1991年2月，立陶宛举行独立公投，93.24%的投票者赞成独立。10个月后，苏联解体。
当了45年妇产科医生并参加过政府派遣的医疗队前往阿尔及利亚、法国等地行医的道诺拉维修斯医生最近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他说，过去30多年，立陶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独立、自由、民主很难得到，却很容易失去。他希望同样出现过坦克人的中国，能够摆脱极权统治，获得自由民主。
以下是专访的节选内容：
记者：带我们回顾1991年1月的那个时候，你是如何参与到那场示威活动的？
道诺拉维修斯：1991年1月的那些日子本身就至关重要。议会遭到猛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它幸存下来了。嗯……我们都年轻、勇敢，而且……我想说，尽管我们非常不一样——我们并不完全相同——但立陶宛的独立和对祖国的热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是和朋友、熟人一起去的。我们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边走边听。如果有报道说我们的主要保护对象受到攻击——部长会议、议会、不同的通讯机构等等。当这一消息被报道时，我们的人数以几何级数增加，变成一支强大而独特的军队。我们变得坚不可摧了。
有时有人问我：但是你知道你可能会被坦克碾碎吗？你会死的！
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早些时候，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给这个邪恶的帝国贴上一张“人性的面孔”，但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却有人被打死，很多人死了。后来是第比利斯，那里的士兵用铲子杀人。
晚上的时候，兰茨贝尔吉斯（立陶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担任过立陶宛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是现任外长的祖父）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血色星期天正在降临立陶宛，血色星期天。他的讲话触人心底。他说，只要还有立陶宛人，立陶宛就在。我不知怎么眼泪就出来了。
距离午夜还有30分钟。那里有很多人。我们的抵抗是非暴力的。。。当然，我们没想到事态会变得如此暴力。
整整一小时后，坦克群出现了。我们聚集在它附近（形成）一堵人墙，还有由汽车组成的路障。我们设法阻止了他们。然后我看到他们正试图从另一边走。他们转向城市一侧。我们意识到他们会穿过幼儿园，穿过上面的道路。
于是我们就去那里占位。最有趣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自己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去做，那就是我们所做的。
记者：跟我们谈谈那个夜晚？
道诺拉维修斯：当我们站在由活人组成的人墙里时，坦克已经碾压了挡在路上的那辆汽车。那辆坦克像推土机一样慢慢地将我们推入由撒沙机组成的第二道路障中。
它停下来。然后它又继续前进。我明白情况会很糟糕。那它……
我向后退。我还带着另一个年轻人一起往后退。我比他们大，我当时39岁了。
在我眼前有一个人挂在坦克上。那辆坦克载着他。坦克又停了下来。我想他也许会退下去。但随后另一个人——阿尔吉曼塔斯·卡沃留卡斯(Algimantas Kavoliukas)——抓住了坦克。
那辆坦克撞上了撒沙机。我只看到那位年轻人的手松开了，他掉进了那个金属裂缝里。另一名男子试图跳起来，但被坦克碾过腹部。
就在我眼前，我们的两个朋友，我们之前还一起呆在活人组成的街垒里，失去了生命。
在那之后，所有的枪击、火药的浓烟、烟雾、破碎的玻璃、人们的喊叫……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瞬间失去了自制力。但后来我意识到轮到我了。
我挡住了路。我们面对面站着——我和那辆坦克。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对我来说，感觉很长的时间。但我感觉我赢了。因为它转身开走了。
记者：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六四大屠杀，你当时知道吗？
道诺拉维修斯：我当时在阿尔及利亚。这被媒体广泛报道，电视上也有。我深切地知道，（民主的）复兴不仅在波罗的海国家开始了，也在中国开始了。但后来我听说抗议者在那里受到了非常非常残酷的对待。
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深不可测。
记者：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名男子站在坦克前，你听说过他的事吗？
道诺拉维修斯：我很久以后才看到那张照片。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人们知道那是什么吗？很有意思。
记者：立陶宛一月事件过去30多年了，现在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你当时是否预见欧洲将有一场战争？
道诺拉维修斯：我有一种预感这可能会发生。因为最近，俄罗斯，苏联帝国的继承者，患有某种偏执狂、精神分裂症，认为这个俄罗斯世界决定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们统治世界，他们给人划出红线。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们。普京在这里真的是在效仿希特勒。
我感觉到了这种情况。（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的）那些日子连我们的政客说话都很奇怪。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一天，2月24号，我那天来上班。
我给步枪手联盟总部打电话，因为我决定我不仅要掌握医疗技能，也需要熟练使用一种武器。
我加入了步枪手联盟。他们说——我们会接受你，但必须有一个接纳你的缘由。3月11日那一天，时机到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与总理和议会议长一起加入了步枪手联盟。
记者：您怎么看当前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道诺拉维修斯：中国不太愿意帮助俄罗斯。它想从现在发生的事情中获益。因为我认为俄罗斯现在处于世界历史垃圾堆的底部。
我想说的是，独立、自由和民主很难得到，却很容易失去。这就是我们立陶宛人努力珍惜这一切的原因。
独立、自由、民主。我想说的是，在这30多年里，立陶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在立陶宛，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例子。我去过立陶宛的很多地方，我看到了这种情况。我只希望没有人会说，从前我们过得很好，但现在我们失去了一切。
我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回归正常。我不理解俄罗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记者：你去过中国吗？你怎么看中国？
道诺拉维修斯：我从未去过中国。我很尊重中国文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我妻子去过中国。她感觉到了那种极权主义的压力。她参加了一个科学会议。但它是一个雄伟的大国。我也希望它拥有自由和民主。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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