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头十年（1949-1959）间，最高领袖毛泽东发动了10多场政治运动，用暴力手段、制造阶级仇恨等手段，将生产资料从被共产党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手中夺过来，由国家和“集体”占有。
毛泽东同时对中国各阶层 - 主要是知识分子 - 进行整肃，让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从此不敢对中共的统治发出异议之声。
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著有反映反右运动的《阳谋》一书的丁抒对美国之音说：“在1957年毛发动反右斗争之前，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从建政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肃清反革命，这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反右之后，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因为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就出现了彭德怀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然后毛泽东又发动了以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为批判对象的另外一场政治运动。涉及人数达350万。”
这些频繁的运动充分显示了毛“运动治国”特色，“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个运动还没有完，另一个就开始了。几乎没有无运动的时候。有的是运动重叠。譬如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至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1950至1953，”丁抒说。
按照中国官方历史的说法，“‘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照当今官方的历史叙述，土改运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而广大农民分到土地后，一家一户无法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因此又展开合作化运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造”私营工商业方面，官方的历史描述是，这是“和平赎买”，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
对反右运动，中国官方几十年后承认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对大跃进，官方后来承认是左倾冒进产物，但是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包括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仍然是禁忌话题。
中共消灭了地主阶级
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54年地主占全人口的比率比1950年骤降了2%。“我们还要扣去这四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这也是用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然后是470万。”
宋永毅说，根据中共机密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 “换句话説，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83%）。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衆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根据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东和原中国山西社科院学者智效民在川东、山西平定县和晋绥地区的调查，当地的土改充满暴力血腥。
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把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一个铁杆从她下身穿进去，把她子宫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讨会论文说，山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抗战中全力帮助中共，曾赴延安参观并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土改到来时，仍在劫难逃，61岁的他被反绑双手，“斗争进入高潮后，他被两人按住头，将一根铁丝穿进鼻孔，并强迫主席台上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老牛’游街示众。没过几天牛友兰就死于关押他的窑洞里。”
智效民说，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的刘少白和他的弟弟刘象乾也被清算，“刘象乾被活活打死后还被自己的儿子补了两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后来回忆说：“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郝志东在2015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后惯用石头砸死地主。山西平定县“开明绅士”、民国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门地主贾秀宝虽然主动交出财产和耕地、并在斗争会上做坦白，但由于区、村干部已做好处决他的安排，结果被五花大绑架着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
2017年5月郝志东记录了王家庄10人被用镰刀剐死的情况，“行刑前没有宣布任何罪状，行刑后也没有宣布任何罪状。”
郝志东2015年8月22日和东回村的李先生访谈，李先生介绍了村里一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杀的惨况：“李全福有母亲、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让他们住在村里最低等最坏的烂窑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亲、妻子和妹妹商量，父亲都被害死了，恐怕咱们也活不成。一家五口决定集体跳井，在窑洞外的一口井中溺水死亡。”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杨白劳，全是谎言。”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也指出：“中国的自然村落，基本上是一个血缘聚居单位。”
这部书还写道：“一般而言，基于财产原则的阶层划分不仅与基于血缘关係而形成的亲属等级纠缠在一起，且被后者所掩盖起来。这不仅使村内阶级的分化十分模糊，且在观念上也不易形成阶级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属于晚辈的贫僱农去反对属于最长辈的地主，并均分他的财产，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
制造阶级仇恨以便快步进入社会主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是中共通过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他在纽约土改研讨会的论文中说，如果仅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完全可以用和平手段来完成土改。但中共需要通过暴力制造出“具体的、不可逆转的、渗透到个体生活之中的深刻仇恨。”其目的是通过制造阶级仇恨，“从而为在农民人口占据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整个国家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群众基础。”
吴国光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完全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一巨大矛盾，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理论。而“教育”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成为毛泽东实现中国式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环。
在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 土地改革中，毛泽东采取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将之意识形态化，上升到阶级对立的高度，从而得以在短时间里实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其中默许、鼓励农民的“暴力”是达成目的的关键。
吴国光的结论是：中共既不是一个工人政党，甚至也不是一个农民政党；中共“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武装暴力集团；中共革命的实质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旨在按照列宁主义、特别是其中国产品即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
毛泽东喜欢按比率杀人
“毛泽东最喜欢设定计划数字，”《阳谋》的作者丁抒说，也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按比率杀人、关人、管人。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毛主席说不杀反革命就不象个革命的样子。”“杀反革命必须有计划” 。丁抒说，在镇反中毛泽东给农村定的计划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丁抒说：“3000，正是当时上海约600万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
在针对党政军各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即“三反运动”中，毛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上海可能有几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只，今天会上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在反对胡风分革命集团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
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毛重申：“对于高级知识份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为肃反定的指标是“反革命5年抓150万，每年30万。”
反右运动也是如此。1957年6月10日，毛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 在7月他青岛会议上又说：“民主党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还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右派）。”结果是毛自己对打了多少右派都不清楚，丁抒说，毛泽东直到1959年8月还认为是30多万。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纠正他说“现有45万”，他才说：“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直到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发现被改正的右派总数超过了50万，最终数字是55万多。
毛泽东按计划按比率开展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结果证明绝大部分被镇压被打击者都搞错了。
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的一次会议上大笑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强制性集体化固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土改之后，中共又仿照苏联模式发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组织起来集体劳动。政经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持续到1984年才被取消。
很多学者说，中国今天存在的很多问题其根源可以从头10年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去寻找。
宋永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腐败，最厉害的都和土地有关。“圈地、卖地，一块地可以从1万块炒到1亿块，一个农村的村长可以靠圈地、炒地贪污4、5亿然后逃到美国来，都和土地有关。如果当时没有把土地从所谓的地主、富农手里没收，然后又没有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到集体国家所有制，一个村长怎么会这个权力把土地炒来炒去？”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贯中说，今天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无解，源头须追溯到中共当年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土地私有，事实上取缔了土地市场；1958年又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剥夺农民自由迁徙权利，关闭了资本、土地、劳动三大要素市场。激进土改70年后，虽然资本市场有所开放，但土地、劳动两要素市场仍关闭，导致今天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固化了。
他说：“留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以老弱病残妇为主，他们已经难以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只能滞留于农村；而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又难以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在激进的土改政策以及随后的激进的集体化农业制度下，中国不但没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二元结构又以城中村的形式长入城市地区，使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城市户口的有各种权利的市民社会；另一方面是持有农村户口的，没有市民各种权利的农民工社会。”
中共建政头十年的政治运动不仅为毛泽东和中共在后来发动更大规模、名目各异的整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今天党国体制下的最高领袖习近平严控社会、打击政敌提供了武器。
丁抒说：“毛泽东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名义兴起的，所谓的阶级斗争治国。最近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又开始大讲斗争了，他还没有在斗争前面加上阶级两个字，但是我想这是早晚的事情。这是他执政的依据或治国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