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共历史上首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反右斗争”过去整整六十年了。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短短几个月之内，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等待他们的下场是流放、劳动教养、撤职降级等等，知识界被打断脊梁，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反右斗争”是中共发起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日后的文革灾难埋下了伏笔。
主持人：反右斗争六十年了，许多反思文章认为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精英的事件。您是否同意？
何频表示，近三十年前，我收到刘宾雁先生一本书稿，并且出版了。这本书就是《中国大逆转》，为中国第一部反右历史著作。我从八十年代开始与一些所谓的右派接触交流，产生了很多困惑，认为这场运动的实质应该是“反左”运动，而非“反右”，因为我所接触的所谓右派，多数都是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共产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并非我们以为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人。当然，他们中很多人很善良、很单纯。但是，真正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士仅仅是少数。总之，包括我们敬重的刘宾雁先生即便定居美国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
主持人：章立凡先生，您最有权利谈反右运动了，您的父亲，著名民主党派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是首批落马的右派，谈谈您父亲、以及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的遭遇，好吗？
章立凡说，一般来说，我不大愿意以受害人亲属的身份来评论这段历史，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和客观立场。学者不应该带入自己的情感，而是应该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评估。
我很同意何频先生的判断。所谓右派很多其实是左派。十年前，我前往美国参加反右五十周年纪念会议。著名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女士也与会。我主持那段议程，表示觉得很多右派是左派。林女士强烈要求上台发言，很愤怒地说，自己就是左派，为什么被划成右派？
当时，全世界的知识界多数都是左倾的，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忧国忧民和家国意识，还有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追求中共，而中共四十年代的确宣传的是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很多左翼人士怀着单纯的想法与共产党合作。民主党派之所以与中共走到一起，就是认为在自由民主上与共产党有共识，相信共产党会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
不过，中共建政之后，民主党派感到气息不对，看到中共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于是提出批评。我父亲早在五十年初期就开始批评共产党。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党外批评的声浪突然增大，章乃器、章伯钧等对共产党执政提出了尖锐批评。李维汉回忆录中就提到这段。毛泽东在党内回应说，对于梁漱溟、章乃器这些人，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大家闻一闻，到底是香还是臭。这可能就是“引蛇出洞”的最早意向。毛的反右思想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盘算了，只是没有显露出来。他很担心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担心斯大林去世后被苏共全盘否认的局面。这两个担心后来反映在他反右的两个目标上，一个是整肃民主党派，二是整肃党内高层敢于质疑他最高权威的人。
主持人：反右斗争中最令人不齿的做法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反右斗争”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
何频表示，有些历史追溯起来可以赋予精巧的设计。我认为，无论英雄还是奸贼或者枭雄，3615历史的演变是互动的结果。也许毛开始的确想听听不同意见，后来发现这些意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甚至可能颠覆自己的领导，所以改变了主意，来了个所谓的引蛇出洞。文本记录的历史并不见得那么可信，而历史学家们往往试图看到历史的真相。
主持人：由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风的鸣放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究竟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还是面对批评意见恼羞成怒，改变了原来开明的初衷？
章立凡说，用历史资料本身来说话吧。中共虽然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1947年时，毛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执政后，民主党派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遭到斯大林的反对。毛因此也改变了说法，仍然回到要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思路上。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指出，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在于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它已经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列成了未来的斗争目标。1949年建政前夕，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新政权的阵营”明显把民主党派内部做了左中右的分析，总方略是团结左派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策划得很到位。掌握政权后，他们逐步变脸。1954年把原来联合政府的格局改变了，很多联合政府中民主党派重要成员都变成了没有权力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了，甩掉民主党派的目的渐渐显露。同时毛在党内也遭到挑战，1956年的合作化冒进被刘少奇、周恩来等抵制，他很被动。中共在八大时设立了名誉主席，实际是同事们想让毛体面退休。他马上就警惕起来。至于整风为何突然改为反右？一开始，矛头针对党内，想整肃党内高层，办法是发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议政，抨击自己在党内的对手。很快局面开始失控，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马上急转为反右，开始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这步完成之后，毛又提出来反右倾，在成都等会议上提出自己是反“反冒进”者，通过这样的办法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所以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哪。他总是用军事思维和诡道来获得成功。这套战术不是第一次使用，第一次是延安整风，利用群众运动整肃党内高层，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第二次就是反右运动，第三次是文革。由于毛反复使用这套方法，所以我们无法脱离“阴谋论”的思考。
主持人：反右斗争让中国知识界元气大伤，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形容中国知识精英的脊梁骨被打断了。反右斗争如何影响到后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何频表示，经济建设方面，中共体制对中国的破坏是两个层次的，毛时代的政治运动，邓时代的经济建设尽管让很多人得到了机遇，大众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经济发展对中国的灾难性后果甚至还大于毛时代。它使得独裁极权体制不仅没有软化，反而得到了巩固；也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比任何国家都要更加漫长、更加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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